雙語、大腦、與雙語失語症

回答一下學習第二外語和大腦的關係。

◎ 一般來說，早期的研究發現，如果幼兒時期（早期）就學習第二外語，處理兩種語言的腦區大致上重疊。但如果是成年時期（晚期）才學習第二外語，處理兩種語言的腦區大致上重疊的部分比較少。＜註一＞

◎ 不過法國一位認知科學家 Stanislas Dehaene 發現，其實導致上述情況的主因可能不在於學習時間的早晚，而可能是由第二外語的流利程度決定。因為他發現，在眾多類似上述的研究中，那些成年時期（晚期）才學習第二外語的人多半說的不太流利。當他找來一些成年時期（晚期）才學習第二外語、但卻說的極為流利的人，他發現這些人處理兩種語言的腦區大致上和幼兒時期（早期）就學習第二外語沒有差別。＜註二＞

◎ 關於雙語（bilingual）或多語（multilingual）的學習和使用機制，我認為最有趣的現象之一，就是雙語失語症了（bilingual aphasia）。在少部分出現這種病徵的病人中發現，某些腦區受損後，雙語病人只會喪失兩種語言的其中一種，而不會兩種都喪失。有些人認為，這個現象顯示出，兩種語言的學習和使用並不是由同一個腦區負責，因為如果真是由同一個腦區負責，那麼受損後應該會兩種語言能力一起喪失。

◎ 不過，關於雙語失語症的另一個更有趣的現象是，有些病人在某幾天只喪失其中一種語言，而另外幾天則喪失另外一種語言。因此有些人則認為，可能這些病人受損的腦區和「語言的使用」本身無關，而可能只是和「語言的選擇」有關。＜註三＞

更新的研究有機會在幫大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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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相關研究很多，大家可參考多年前的 CNN 簡單報導：Study sheds light on how brain processes languages。
＜註二＞ Perani et al. (1998). The bilingual brain. Proficiency and age of acquisition of the second language. Brain. 121, 1841-52.
＜註三＞ Dehaene (1999). Fitting two languages into one brain. Brain. 122, 2207-08。

嬰兒手語和語言本能

看來好像不少朋友的週遭都開始出現嬰兒了？那就談些你們可能會有興趣的嬰兒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好了。

我們系上一位教授（Laura Ann Petitto）在前些年觀察暴露在手語環境的嬰兒，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她發現，正常嬰兒和那些暴露在手語環境的嬰兒（雙親失聰或無法言語而僅使用手語）比較起來，約略七個月左右，正常嬰兒會開始運動口腔和發聲器官來發出類似語言的聲音（babbling），有趣的是，暴露在手語環境的嬰兒則會開始運動手部來產生類似手語的姿勢。

這個現象是一個很關鍵的發現。第一，它解決了一個爭議已久的問題：究竟嬰兒的牙牙學語（babbling）和語言習得之間有沒有直接關聯？在這項研究發表前，贊同者認為，babbling 直接反映了嬰兒正在學習語言。反對者則認為，babbling 和學習語言並沒有直接關聯，而只是和盲目的揮動手腳、轉頭、動眼等一樣，都僅是嬰兒探索性的運作所有可運動器官的其中一種表現。

Petitto 的這項發現推翻了後者，因為如果後者是正確的，暴露在手語環境的嬰兒沒有理由會出現類似手語的揮動姿勢，她認為，合理的解釋是，這些類似手語的揮動姿勢和嬰兒的語言習得有關。

這項發現的第二個重要性是，它提供了一些新的線索，可能有助於釐清另一個爭議更久的問題：「語言習得」這個現象對人類來說，究竟是先天的（innate）天生本能？還是透過後天的經驗學習而來？

第二個爭論中最大的兩個極端派別，一派以 MIT 的 Noam Chomsky 和 Steven Pinker（前陣子被挖到 Harvard）等人為首，主張嬰兒擁有與生俱來的本能，他們認為嬰兒俱有一種天生的、抽象的語言規則或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透過這樣的普遍語法，嬰兒能夠在暴露於特定一種語言的環境之後，從所接觸到的「有限的」語言資訊中「正確的」學會該語言的語法。

另外一學派則主張，嬰兒並不需要具有任何「天生的」本能來幫助他們學習語言。對這一學派來說，嬰兒的心靈如同白紙一般，不存有任何先天的、專門用來學習語言的特殊結構、知識、或概念。他們認為，只要讓嬰兒暴露於足夠、適當的語言刺激下，他們就可以學會該語言。＜註一＞

Petitto 的這項發現支持了前者，認為天生的、抽象的語言規則或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是存在於嬰兒身上（腦中、心靈中）的。這樣的普遍語法，可能可以幫助嬰兒對任何具有語法或有韻律規律的（rhythmic patterns）刺激訊息做出適當的反應和正確的學習。即使這些具有語法或韻律規律的刺激訊息不是聽覺語音而是視覺手部運動，也一樣無妨。

這項研究的第一個重要性是比較沒有爭議的，至於第二個重要性，大家可以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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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關於語言是先天本能還是後天習得的，可以追溯到哲學中理性論（rationalism）與經驗論（empiricism）之爭，有機會再多做介紹。
＜註二＞有興趣閱讀原論文的請參閱 Petitto et al. (2001). Language rhythms in babies' hand movements. Nature, 413, 35-36.
＜註三＞另一篇相關論文請見 Petitto & Marentette (1991). Babbling in the manual mode: Evidence for the ontogeny of language. Science, 251, 1483-96.
＜註四＞想看書的話，可以參考 Steven Pinker 的《The Language Instincts》，有中文版，翻成《語言本能》。

朝四暮三的猴子與行為決策的演化

《莊子》齊物論：「 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 Image (left one) by Lazette Gifford

偏好「朝四暮三」甚於「朝三暮四」的行為是靈長類間（包括人類）常見的一個現象。簡而言之，就是我們會傾向於認為「立即可得到的較小額利益」勝過「未來才可得到的較大額利益」。例如，如果要我們在「立刻得到100元」與「一年後得到200元」做選擇，多數人會選擇前者。＜註一＞

是什麼原因導致不同的個體或物種間會在這個決策傾向上有差異呢？有研究顯示，不同物種間「覓食行為」的不同，可能是導致這種決策上的傾向差異重要原因之一。

哈佛大學的 Marc Hauser 曾利用兩種在演化層級上非常類似的新世界猴（New World monkeys）做研究（就是前文「厭惡音樂的猴子與音樂認知」中的那兩種可愛小猴子），發現 Marmoset 這種猴子和 Tamarin 這種猴子比起來，前者願意花較久的時間來等待較大額的利益。

由於這兩種猴子不僅在演化層級上非常接近，連體型、社會結構、交配育子等種種行為上都類似，因此，何以兩種非常相近的物種會在心靈特質（如決策行為）上出現這樣的差異就成了研究的好題材。

最後他們在研究中發現，一個非常可能的原因是因為 Tamarin 的主食之一是昆蟲，而 Marmoset 的主食之一是樹脂。對昆蟲的覓食偏好導致 Tamarin 學會必須好好把握眼前立即可得的利益，而對樹脂的覓食偏好導致 Marmoset 學會了必須在挖破樹皮後耐心等待。 因此，在演化過程中，對食物的偏好和覓食行為可能對塑造心靈特質（如決策行為）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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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當然利潤大小和時間長短等其他因素都會影響決策。
＜註二＞、婚姻狀態（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等）對性行為機會的決策行為（就是該不該好好把握每一次性行為的機會）也有著類似的影響力，有機會再和大家討論。
＜註三＞、To Loti：這有回答到妳之前的問題嗎？有興趣閱讀原文者請見＜The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patience in two New World monkeys＞

厭惡音樂的猴子與音樂認知

-- 這兩種猴子的體型都異常嬌小，堪稱為「偽裝成長毛鼠的靈長類」，圖片中右下角那根「肉色物體」...... 其實是一個人的手指。

-- Image (left one) by Lazette Gifford

就像是美感認知能力一樣，音樂認知能力也常被視為是人類所獨有的心靈特徵。最近讀到一些有趣的論文，以 Cotton-top Tamarin 和 Common Marmoset 這兩種猴子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為以上的假設提供了一些證據：

1. 猴子不像人類一樣對和諧音（harmonics）有偏好。
2. 猴子討厭音樂（寧願喜歡安靜無聲）。
3. 猴子討厭快節奏（例如 techno）甚於討厭慢節奏（例如 lullaby）。

問題與推測：

◎對和諧音的偏好、以及喜歡音樂甚於無聲，目前在靈長類中只有人類身上才看的到。因此，音樂認知可能是演化晚期的產物，很有可能是人類所獨有的特徵？

◎在這項研究中，猴子身上唯一觀察到的「準音樂認知特質」，只有對節奏快慢的偏好。假設真的存在這一類「跨靈長類」恆真的「音樂認知特質」，是不是表示這一類特質或能力是出現於演化早期、且具有某種「跨領域功能」（domain-general function）？

◎換句話說，對節奏快慢的認知能力可能不是專門為了音樂這個領域而演化出來的「專一領域功能」（domain-specific function），而可能是為了其他某些一般性、通用性的原因演化出來的，只不過剛好可以拿來用在音樂認知上而已。如果真是如此，那這個一般性、通用性的原因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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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有關美感認知的討論請參見＜論「美」與價值判斷＞。
＜註二＞、有興趣閱讀相關原文者請參考 Josh McDermott 和 Marc Hauser 的網頁。
＜註三＞、這項研究在方法和實驗細節上仍有很多地方有待商榷，因此這些結論大家看看就好，不要太信以為真了。

混交性行為和膽小怯懦的關係？

之前在＜紅杏出牆和人盡可夫的好處＞一文的評論中，曾經提到過 bonobo 這種倭黑猩猩有個特性，就是他們是多夫多妻制、雄雌性體型均等、睪丸/身體體積的比例較大、且把性行為當成握手般的頻繁使用。相對的，其他種猩猩（如 central chimpanzee）則比較偏向一夫多妻制、雄性體型較雌性體型大、睪丸/身體體積的比例較小。

會造成上述現象的裡由很簡單，就是 chimps 的世界是一個比看誰拳頭大的社會，拳頭大、拿下首領地位後，就等於當上皇帝，一夫多妻、後宮三千。而這樣的演化的結果，就是會出現體型大、強壯的雄猩猩。

而在 bonobo 的世界中，則很少出現暴力，出了問題，大家不用暴力解決，只用性來解決。既然 bonobo 的世界中少有暴力行為，那就沒有必要浪費生殖資源去追求強壯的身軀與大拳頭。處在一個混交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要能擁有讓最多雌性懷孕的能力，所以這樣的環境就演化出了「睪丸/身體體積的比例較大」的雄 bonobo，因為這樣才有機會製造多量的精子來應付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日子。

以上都是老梗了，國中生大概都曉得。但一個還沒有回答的問題是，在兩種不同猩猩尚未分化開的初期，為什麼 chimps 的祖先比較暴力，但 bonobo 的祖先卻比較不暴力呢？有個可能解釋是： chimps 的祖先可能是性情外向、大膽衝動的一群，而 bonobo 的祖先是膽小怯懦的一群，因為，相對來說，膽小怯懦者比較不會出現暴力相向的行為。

證據呢？最近在＜Our Inner Ape＞（by Frans de Waal）這本書上看到一個史跡，可能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證據，就是在二次大戰，德國慕尼黑遭盟軍砲轟後，動物園雖然沒被轟中，但經歷了轟天巨響，結果動物園裡的 chimps 都安然無恙，但 bonobo 都死光了。

原作者的解釋是：因為膽小怯懦的 bonobo 都被嚇死了... ... 至於合不合理嘛，大家再想想吧。

什麼是「感質」（qualia）？

粗糙的說，「感質」（qualia）就是人的知覺意識或感覺感受，例如當你看到630 nm波長光時產生的「紅色」感覺；例如當你看到450 nm波長光時產生的「藍色」感覺；例如當你被針刺到時產生的「痛」感；例如當你經過臭豆腐攤子時聞到的獨特「臭」味；例如當你吃到糖果時的「甜」味等等。

事實上，這些「感質」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這些「感質」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無時不刻都在經驗到的。不過哲學上為了深入探討這些人類的知覺意識現象，哲學家們特別提出了「感質」（單數：quale；複數：qualia）這個詞，以方便討論。哲學家並試圖透過分析「感質」的特性，來了解意識現象的本質。

哲學家們為「感質」找到了很多特性（不過一如哲學上所有的議題，每個特性都是有爭議的），舉例來說，有些哲學家認為，人類的意識經驗（或是說這些「感質」）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感質」是「非親身經驗而不可知」的。意思是說，沒有親身經驗過「紅色」視覺經驗的人是沒有辦法了解什麼叫做「紅色」的感覺。例如，一個出生後就住在只有黑色和白色兩種顏色的實驗室中而沒見過630 nm波長光的人，永遠無法體會「紅色」到底是什麼。直到他有一天走出實驗室，親眼見到630 nm波長光後，他才能體會「紅色」的感覺。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常討論的特性是：「感質」是「無法在個體之間做比較」的。例如：小明看到630 nm波長光時所產生的「紅色」感覺，和大雄看到630 nm波長光時所產生的「紅色」感覺，兩者是不是全然相同的「紅色」感覺？有沒有可能小明看到的紅色比較淡，而大雄看到的色比較深？對於這個問題，人類可能沒有辦法回答，因為「感質」是具有「隱私性」而無法在個體之間做比較的。

甚至，有沒有可能小明看到630 nm波長光時所產生的顏色感覺和大雄看到630 nm波長光時所產生的顏色感覺其實是全然相反的？也就是說，小明看到630 nm波長光時所產生了「紅色」感覺，但大雄看到630 nm波長光時所卻產生「綠色」感覺？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上述的「感質倒轉」（inverted qualia）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但由於大家都把看到630 nm波長光時的顏色感覺稱做為「紅色」，所以即使這種狀況發生了，我們也不會察覺到。關於這些問題，由於受限於「感質」的「隱私性」或者「不可溝通性」，可能是永遠無法被知道、也無法被驗證的。＜註一＞ ＜註二＞

我想大致上，如果不是要深入哲學研究，大家對「感質」只要有這樣初步的了解就足夠參與討論了（畢竟「感質」是每個人都可以經驗到的，沒事的時候，可以隨時檢視一下自己的這些意識現象，很容易就可以了解心靈哲學家在說些什麼）。如果想要多讀一些關於感質的討論，可以參考看看以下兩篇文章，＜Qualia＞（from Wikipedia）、或＜Qualia＞（fro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或直接 google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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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Daniel Dennett曾討論過一些 qualia的特性，包括 ineffable（不可描述）、intrinsic（內建性）、private（隱私性）、directly or immediately apprehensible in consciousness（直接性）。有興趣閱讀原文的，可以看看＜Quining Qualia＞這篇文章。另外這些括弧中的中文翻譯可能不夠精確，大家可以提供意見並修正。

＜註二＞、我的這篇文章中主要只提到了感質的「隱私性」（private），其他幾項特性有機會在替大家介紹。關於＜註一＞中的第一點：「不可描述性」（ineffable），可以參考本文評論中 Yoshi 的補充。

論「美」與價值判斷

最近在ptt西洋哲學板上看到一些關於美學的討論。以下是我對「美」這個概念的一些看法。＜註一＞

有些人會覺得「美」或「醜」的感覺和「痛」的感覺很像，因為這些都是屬於「主觀意識現象」的範疇，也就是說，這些感受都是主觀的。但我認為，即使兩者同樣都是屬於「主觀意識現象」的範疇，「美醜」的感覺和「痛」的感覺仍然在本質上有著非常大的差異，有必要在概念上作進一步的釐清。

在我看來，「美、醜」作為一種「感受」，是比較接近「好、壞」或者「道德、不道德」的一種「第二層次知覺」。 我把這一類的感受稱為「第二層次知覺」，是要與「第一層次知覺」作區分。「第一層次知覺」指的是視覺、聽覺、觸覺、痛覺、味覺、嗅覺等透過受器並在接受外界刺激後所產生的感覺。

這些「第一層次知覺」有個特性，就是知覺強度會和外在的物理刺激強度有正相關。例如，如果增加電撃的強度，被電者就會覺得比較痛；如果增強分貝，聽者就會覺得比較大聲。一般而言，只要是「正常人」，這個正相關幾乎是無庸置疑的。換個角度來說，如果有甲和乙兩個物理刺激、且甲的強度大於乙，那任何正常受試者都會覺得甲所造成的知覺強度會大於乙所造成的知覺強度。

再換句話說，如果有甲和乙兩種物理刺激，當小明覺得甲所造成的知覺強度明顯比較強時，大雄也會覺得甲所造成的知覺強度比較強。再換言之，「第一層次知覺」具有「跨受試者恆真」的「刺激強度--知覺強度--正相關」特性。＜註二＞

那現在看看「第二層次知覺」，顯然這些「第二層次知覺」並不具有像上述「第一層次知覺」才具有的「跨受試者恆真」的「刺激強度--知覺強度--正相關」現象。例如，當小明認為甲物比乙物美的時候，大雄不必然也會這麼認為。同樣的，當小明認為甲物比乙物「好」，或甲行為比乙行為「道德」的時候，大雄也不一定會同意。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種「第二層次知覺」比較接近一種「評價性」的知覺＜註三＞。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說，人類的認知系統會先接受外在物理刺激，然後產生各種「第一層次知覺」，接著認知系統會對這些「第一層次知覺」作出整合分析，然後得出一個「評價」。我個人的猜測是，這種「評價」、或者說是一個特定的腦狀態，可能本身並不像「第一層次知覺」一樣伴隨著強烈的「感質」（qualia）＜註四＞。「第二層次知覺」所伴隨的感質可能是在輸出到情緒系統後才產生的。也就是說，「第二層次知覺」、或者說「評價」、或者說是一個特定的腦狀態，可能被輸出到情緒系統，然後如果這個評價是「美」、「好」、或「道德的」，則會伴隨出現正面的情緒；如果這個評價是「醜」、「壞」、或「不道德的」，則會伴隨出現負面的情緒。

舉例來說，當看到一幅畫，視覺系統會接受光學刺激產生視覺經驗（屬於第一層次知覺，具有強烈且獨特的感質），然後這些視覺經驗會和個人過去的經驗作整合，之後得出這幅畫的「評價」（屬於第二層次知覺），最後這個「評價」才被輸出到情緒系統，如果評價是「美」，那就出現正面情緒，如果這個評價是「醜」，那就出現負面的情緒。

以上的說法，可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各種「第一層次知覺」都會伴隨著強烈的「感質」，但各種「第二層次知覺」則伴隨著較弱的感質，或者說，各種「第二層次知覺」伴隨著比較接近「情緒似」的感質。而且，兩種不同的「第一層次知覺」會有截然不同的特殊「感質」，例如痛覺的「痛感」和紅色的「紅感」完全南轅北轍。但是，相對的，兩種不同的「第二層次知覺」所伴隨的「感質」則很相似，例如「美」的感覺和「好」的感覺其實很類似，似乎都是一種正面的「情緒」。＜註五＞

最後另外一提，關於美學，認知科學家比較關注的面向和哲學家稍有不同，認知科學家主要是想要找出：如果有某物甲和某物乙、且每個人都認為甲比乙美時，那究竟是哪些客觀特質使得大家都認為甲比乙美呢？我之前那篇有關Ramachandran的文章＜藝術品、化妝品、與人類認知＞就是在討論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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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這篇文章比較抽象艱澀，不過若對這個主題有興趣，仔細讀讀應該不難理解，另外如果對「感質」（qualia）這個詞不理解，可以參見下一篇文章＜什麼是「感質」（qualia）？＞。
＜註二＞、那種甲刺激和乙刺激強度很接近而令受試者難以判斷的情況暫不考慮。
＜註三＞、最近在AH的部落格上一篇法哲學的文章＜詮釋性概念與評價性概念＞中讀到了「評價性」這個詞，覺得不錯，所以借來用用。（To AH：我對法哲學所知有限，所以讀的很吃力，等我做做功課後在給你一些回應。）
＜註四＞、感質（qualia）強調的是主觀現象經驗（如痛覺、視覺）所伴隨出現的特殊主觀「感受」，例如「痛」的感受和「紅色」的感受。
＜註五＞、我不知道這樣的分析有沒有什麼哲學家提過，有人知道的話請告訴我一聲！

同性戀與性偏好的轉移

-- 性別偏好（或對性行為的對象性別的偏好）是有可能可以受到後天環境影響而變動的，雖不一定能強到「反轉」性別偏好，但「偏移」性別的偏好似乎是有可能的？

看來跟「性」有關的話題總是會讓人興趣高昂。以下是最近看到的一項有趣的統計，出自Andrew Francis於1992年對3500名美國人所作的調查（The Economics of Sexuality，pdf 格式，論文極長，沒事不要點）。

◎對不論男性或女性受訪者來說，如果他們有朋友罹患愛滋病，這些受訪者對同性間性行為的偏好度相對較高。這點很容易解釋，因為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較容易有朋友得愛滋病（純就機率而言，勿過度延伸），而同性戀者本來就對同性間性行為的偏好度高，所以兩者有正相關是理所當然的。

◎對男性受訪者來說，如果有家人罹患愛滋病，這些受訪者對同性間性行為的偏好度相對較低。這點乍看之下怪怪的，因為當有家人罹患愛滋病時，純就機率來看，最大的可能性是那位家人是因為具有同性戀傾向、並發生同性間性行為而得到愛滋病（1992年時期因針頭、輸血、孕婦垂直感染等比例仍偏低），而由於有些證據顯示同性戀傾向和家族、基因可能有關（註一），因此，基於這個相關性，當一個男性有家人是同性戀（因為罹患愛滋病了），那該男性有同性戀傾向的機率應該也會比較大，但怎麼這些男性反而對同性間性行為的偏好度相對較低呢？

其實原因不難解釋，一種假設認為這是因為心理對愛滋病的懼怕所導致。由於當見到家人罹患愛滋病後產生心理懼怕，使得那些男性對同性性行為的偏好度大減，調查中發現這些有加人罹患愛滋病的受訪男性，在受訪的五年之內（前）都不曾發生過同性間性行為。另外，對女性的調查也支持這一解釋。不信看看下面一點。

◎對女性受訪者來說，如果她們有家人罹患愛滋病，這些受訪者對同性性行為的偏好度相對較高。和上面那一點一起來看，這兩個現象顯示出，由於當見到家人罹患愛滋病後產生心理懼怕，使得無論男性或女性都不願意和男性發生性行為（因為他們知道和男性發生性行為最有可能感染愛滋），這種對和男性發生性行為的懼怕，導致男性對同性（男性）性行為的偏好度相對較低，而女性對同性（女性）性行為的偏好度則相對較高。

當然這項研究仍有許多瑕疵，例如受訪人數太少，可能受訪者中有同性戀的比例根本很低。不過，儘管如此，這個調查仍然顯示出性別偏好（或對性行為的對象性別的偏好）是可以受到後天環境影響而變動的，雖不一定能強到「反轉」性別偏好，但「偏移」性別的偏好似乎是有可能的（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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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此點有仍有極大爭議，有些證據顯示同性戀傾向和家族有關，但究竟是遺傳或是環境仍是未知。列出一些文章讓大家參考：
A Marker for Female Homosexuality? Science, 1998, 279: 1639
Discovery of 'Gay Gene' Questioned. Science, 1999, 284: 571
Male Homosexuality. Science, 1999, 284: 665-667
＜註二＞，這是很大膽甚至僭越的推論，也有著問卷統計調查研究向來為人詬病的缺陷，有時這類問卷統計被評為垃圾也不為過，所以大家請帶著懷疑的心態來閱讀這類文章和研究。另外，之前有篇文章稍微探討到「性別認知」是先天還是後天的，請見＜理論過度延伸＞還有該文章的討論串。
＜註三＞，有一篇以經濟學角度介紹這篇論文的文章，有興趣者請見＜The Economy of Desire＞。

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 辭世

Milton Friedman在今天因心臟衰竭病逝，享年94。

這位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影響世人無數的美國知名自由派經濟學家，曾於60年代凱因斯學派（註一）如日中天之時，大反其道而出版了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被視為是新古典主義（註二）的捍衛者，也開創、奠定了頗負盛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

Friedman曾在70年代數度訪問台灣，1977年從芝加哥大學半退休後，時常回去Vermont州的老家，不時還會到Dartmouth的圖書館出沒，可惜時間相隔太遠，沒能在他逝世之前親眼見過這位排的上人類歷史上前十大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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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主張自由市場機制有其缺陷，政府應該適時的進行管理與干預。
＜註二＞，繼承古典經濟自由主義，主張自由放任式經濟。

延伸閱讀：
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
邁向獨裁之路
He Has Set a Standard（WSJ by M. Friedman）（儘管Friedman主張經濟自由放任而痛恨政府的干預機制，但他對葛林斯潘在任時中央銀行作出的貢獻仍是不惜讚揚的，之前讀過這篇文章，但找不到原文了，附上一篇節錄的評論。）
Milton Friedman, Free Markets Theorist, Dies at 94（NY Time）（剛剛刊出來的一篇長文，簡要又詳實的描述了Friedman的一生，有興趣的人可以讀一讀。）

性高潮的奴隸

-- 人類很多「不理性」的行為，其實都起因於心靈狀態脫離了原先演化的目的，反客為主地成了人類魂牽夢縈的目標。諸如手淫、吸毒、賭博、電玩、電影、小說、藝術、政治等等，說穿了都是。

寫了太多道貌岸然的文章，自己看了都想罵，換個口味寫些十八禁的，讓大家知道我只是個假正經的人。前文中 red 學長提到了個有趣的問題：前戲跟後戲的功能何在？就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好了。

早洩，儘管是男人的夢魘，事實上是有益生存的。因為古人類在沒有十分安全的障蔽之下，行房容易使自己暴露在危機之中，做的太久渾然忘我，容易被野獸偷襲，草草了事反而安全。那麼，既然性行為又危險又累，勉強來一下又得早洩求自保，這麼吃力丟臉不討好的事，做它幹啥？還好人類有另一個機制，提供了性行為很大的誘因，那就是高潮。

要不是有「高潮」這個伴隨著性行為出現的「獎賞」，大家的父母祖宗十八代就都成了性冷感，各位也找不到娘胎可投。但是，高潮這個當初用來獎勵性行為的「獎賞」（註一），卻在演化的過程中脫離了性行為，獨立控制起人類來了。這個原本應該是作為「獎賞」的次要目標，反而超越了生小孩而喧賓奪主地成了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

看看手淫吧，獨自一人偷偷摸摸的關在屋子裡，瞻前顧後的盯著螢幕奮力搓掉兩億個「潛力」幹細胞外加幾百大卡，只為了十秒鐘的抽搐快感，這樣的行為其實是跟吸毒沒啥兩樣。這樣大費九牛二虎之力，天天上演邁向高潮之路，但卻一點也無助於繁衍後代，其實是很荒謬的。不過荒謬歸荒謬，大家看完了文章，只要BT下載完成、新貨一到，左顧右盼確定沒人，理性就會馬上煙消雲散，高潮無間道就又繼續開始了。

事實上，人類很多「不理性」的行為（註二），其實都起因於心靈狀態脫離了原先演化的目的，反客為主地成了人類魂牽夢縈的目標。諸如手淫、吸毒、賭博、電玩、電影、小說、藝術、政治等等，說穿了都是（註三）。

至於Red學長提到，前戲後戲是不是男性為了避免女性在性行為後繼續混交，而生下不是自己的小孩（註四）？個人是認為，前戲應該可以肯定和「怕戴綠帽」無關，因為前戲再怎麼久，若結束後馬上拍拍屁股走人，那下個野男人是有機會馬上接手的。

前戲在我看來，不過是女性性擇下的產物，說穿了，男性的前戲從追求的第一秒就開始了，三個月的唇舌、六個月的積蓄、九個月的心神（註五）、外加床上的前戲，似乎都是女性確保男性會忠貞不二的考驗。搞了半天都是女性在性擇過程中塑造出來的產物。不信？那麼請試想，如果有個男生追了一個女生追了好久，在終於要發生關係的那晚，毫無前戲就想直接硬來，這樣還會成功嗎？加藤鷹（日本名A男優）著名的的兩小時前戲（兩分鐘主戲），可是有演化典故的啊。

至於後戲嘛，倒是有點道理，畢竟人類無法像犬科動物一樣，在性行為後可以把自己的生殖器鎖死、硬卡個一時三刻，既然無法像狗這樣天賦異「柄」，那好歹來個後戲拖延一下，也算不無小補。不過，說實在的，真的有人在後戲的嗎？

最後再順道胡扯一段，關於男性的生殖器在演化上有越來越大、越來越長的趨勢（不確定是不是事實，因無化石可考），假設真有其事，原因也是因為女性的性擇結果嗎？（女性偏好大的長的？）好像有個理論是認為（註六），這個趨勢其實是男性自己造成的？為什麼？因為古人類不穿衣物，小的短的看到人家大的長的就自慚形穢，而後自願讓出首領地位，跟著就絕子絕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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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把高潮說成是「用來」獎勵性行為的獎賞，其實有點籠統，精確一點的說法是：那些會在性行為後伴隨出現高潮的人類祖先，相對的比不會伴隨高潮的人有生存優勢，因為這些人比較有動機生小孩，留下子孫的機率也就較大。
＜註二＞，經濟學認為沒有什麼是不理性的，請參閱「非理性決定？」。
＜註三＞，有人大概會問，小說電影藝術政治等等都是嗎，之前稍微分析過了藝術，請見「藝術品、化妝品、與人類認知」，這部分的細節以後有機會的話再詳細分析。
＜註四＞，「紅杏出牆和人盡可夫的好處」一文中有袋類的混交行為，在人類中幾乎可以確定是不可套用了，這邊為了好玩，繼續扯一扯。
＜註五＞，這三句忘了哪看來的，記不清了，就借用一下吧。
＜註六＞，這好像是在Jared Diamond的＜The Third Chimpanzee＞上看來的。

狄恩、經濟平民主義、與民主黨

這幾天在 Sounds and Fury上看到一篇討論關於美國「經濟民粹主義的啟示」，讓我想起了前陣子拿到的狄恩（Howard Dean，現任民主黨國家委員會主席）的簽名。狄恩曾在04年民主黨總統競選的黨內初選時到我們系上參觀，當時我厚臉皮地硬要他在我的MRI腦部掃描圖上簽下大名，可惜這張腦部掃描圖不是他的腦，不然應該可以上eBay賣個好價位。

以下則是關於民主黨與經濟平民主義的評論：

說起為什麼民主黨會失去理應是鐵票的勞工階級選票，一直是民主黨檢討的對象。我的淺見是，向來在經濟議題上有著「和人民站在一起」形象的民主黨，在歷經了柯林頓時期的經濟復甦、以及與共和黨一起同流於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推廣之後，似乎徹底失去了可以與共和黨抗衡的舞台。一來是因為一但經濟好轉，經濟牌的效益下降，二來是因為一但和共和黨有著同樣的自由貿易全球化目標，那兩黨在經濟問題上的訴求就半斤八兩了。（其他歷史遠因請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

而當對經濟問題的主張趨同之後，兩黨對於國防外交和社會道德問題的不同主張反而明顯了起來。在國防外交方面，共和黨在新保守主義的帶領之下，展現了強硬的單邊霸權手段，相對的，繼承自由主義傳統的民主黨就顯得積弱了。而在社會道德問題上，揮舞著傳統宗教價值與保守道德觀旗幟的共和黨，成功的動員了多數美國人民的保守價值觀，逆轉了勞工階級甚至是白領階級的政治認同，把民主黨打成了不知人間疾苦、破壞傳統價值、自由而不道德的精英階級，徹底矇蔽並截斷了民主黨多年以來在經濟上和勞工、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始終位於同一陣線的歷史連結。

面對如此困境，一些民主黨領袖與政治策略家很早就開始著手反擊，例如，向來主張深入南方與保守紅州挖掘經濟票的狄恩（Howard Dean），就在以強調經濟為主軸的競選策略之下，於去年二月拿下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一職。另外像民主黨的政治操盤手Thomas Geoghegan也不斷的大聲疾呼經濟議題的重要性。這些「經濟平民主義」（Economic Populism，翻成經濟「民粹」主義可能有點貶抑之意了）的默默推手，對於這次民主黨的選戰勝利提供了不可抹滅的暗臂之力。

不過這次的選後分析顯然被布希的「頑固」人格特質、失敗的國防外交、與國會醜聞完全攻佔了版面。在這次選後分析中，經濟議題和這些經濟議題推手的重要性似乎被遮蓋了（不過最近媒體已逐漸開始討論），而我也還在期待當哪天Dean登上大位時，可以把我手上他的親筆簽名放上eBay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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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法蘭西斯福山與新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
經濟民粹主義的啟示 (張鐵志)
美國的不平等：政治重要嗎？一、二、三 (張鐵志)
警惕美國經濟民族主義 (Financial Times)
Economic populism pays for Democrats (Financial Times)
For Incoming Democrats, Populism Trumps Ideology (NY Times)

紅杏出牆和人盡可夫的好處

最近一篇在＜自然＞雜誌（Nature）上刊登的論文，首度證實了混交（亦可稱之為一妻多夫、多妻多夫、雜交、或者... 性派對？）有助於雌性產下較易存活的後代。理由是因為，混交可以讓競爭力最強的精子有機會從混交後諸多交配對象的精子群中勝出。

這項研究是以澳洲的一種像老鼠的有袋類為研究對象。至於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 能不能類推到人類？那就留給大家去詮釋（或是... 實踐？）吧。

學術無賴與政客

學術無賴，特別是二流哲學思想家，其實和政客們是非常相似的，這些人：

一來標新立異、見縫插旗：這些人美其名在思想上標新立異，說穿了不過是東剽西竊、冷飯熱炒，在理論的光譜上見縫就鑽，鑽進洞後就豎起自己的偽理論大旗，把自己的名字牢牢的和理論扣緊，深怕別人提到該理論時忘了自己的名子。

二來忠貞不二、誓死不移：打響了和自己名字緊緊相扣的理論後還不夠，還得接著拼老命捍衛守成。學者們對自己提出的理論總是有著特別的情感，理論被人扳倒了就如同宣示了自己腦袋不如人，學者自傲的就那一顆腦、一張嘴，思想文字若不如人，形同顏面掃地；又若不好好捍衛自己的理論，卻轉變立場支持別人的理論，那豈不是前後矛盾、自打嘴巴？還想混什麼？

三來只有立場，沒有是非：哲學思想理論的特色就是很難徹底的錯，一如打不死的蟑螂。因此，學術無賴們在捍衛自己的理論時，沒有對錯，只有立場；沒有真理，只有詮釋。面對圍攻，只要堅守強辯，咬緊最後那顆射向自己的致命子彈就成了。

四來集黨結社、標同伐異：獨自奮戰顯然人單力薄，這時最好是攀附一些前輩，或者拉拔幾個後生，大家群策群力，討伐異己。在捍衛學術立場的道路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鬥垮了敵黨，自己的權力與派系思想也就能多個幾天好能苟延殘喘。

五來不學無術、一事無成：這些人汲汲營營不過是權力鬥爭一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唯恐天下不亂。這些人以冠冕堂皇之由，行污穢卑劣之事，小則浪費資源、嘴砲人生，大則禍國殃民、遺害千年，實在令人心痛。

這些縮影，換個領域，又何嘗不同呢？

偽知識份子、偽研究、與華人病

一位署名錢烈憲的板友在前文中留下了一段評論：

「這個世界上有三種偽裝自己是知識份子的人:

第一種可恨: 拿了政府, 國家, 或是學校的研究經費, 成天幹些無法造福人類的研究, 或是明明不是歷史學者卻成天炒著17, 8世紀的冷飯, 所作所為純粹為滿足自己一人的私慾. 當然, 人追求自己的興趣本來沒錯, 但是請你把我們納稅人的錢吐出來後, 等你餓到兩眼昏花時再來吐象牙.

第二種可惡: 有些華人以自己身為華人為恥, 甚至嘲笑別人得了東方病, 自己因身為高級知識份子而倖俛於疾患, 其實不過是故意把文章寫的又臭又長, 不知所云, 故意把句子寫的很長不斷句, 或把一堆風馬牛不相及的華麗文字或是亂七八糟的一些名詞元素排列組合後隨意堆砌就端菜出閣, 唬弄到大多數人看不懂, 自己就是個牛人了, 自己就是個把知識論學習徹底的高僧了. 最好是文中再加一些知名學者的話, 這些學者不能太沒名氣, 不然共鳴會降低; 但這些引言十有九是編造的, 要不就斷章取義. 讀這種人寫的文章讀久了, 跟喝農藥自殺一樣, 思想不會馬上死, 但是它會慢慢凌遲你.

第三種是可悲: 常常一篇如我所說第二種人不知所云的文章發表出來後, 你會驚訝怎麼有那麼多的跟帖在後面, 或表支持, 或表讚嘆, 或是無病呻吟的做點小批判, 追根究底也不過是為了讓後來者以為自己和原作者一樣有學問, 就像一些台灣人到了美國, 聽到老外說英文, 一句都聽不懂但就猛的說yes, 好像自己是個ABC. 這種人在我母校附近的一個學店BU尤其多. 這類人和第二種人一旦狼狽為奸, 就會形成一個竹林七賢集團, 成天高來高去, 可是仔細去聽他們的對話, 你發現聽不懂, 為何? 因為純是放屁, 不懂不用難過, 表示你還正常. 反正一個願打, 一個願挨, 妓女和恩客, 互取所需一下, 滿足了就好, 總比一個人在電腦前看A片搓了半天還搓不出來的落寞孤單強的多.

想做真正的哲學家, 先入世承受苦難吧. 」

由於平常很少對社會現象多做批評，這次藉著這位錢烈憲的評論趁機抒發一下。

＜偽知識份子＞

讀到錢烈憲的批評著實令人汗顏。我總認為寫文章時首重讓人讀的懂，畢竟寫出來的東西若讓人讀不懂，那不只是白搭，更有賣弄甚至誤人之嫌。另外如果一個人說的寫的讓別人聽不懂，那恐怕是他本身在胡謅的的機率比較大。因此我對錢烈憲所說的第二和第三點很有同感。（但，仍然有些公認的哲學大師如齊克果、海德格，算是出了名的讓人難以理解，遇到這些人不自我懷疑也很難。因此，說實在的當遇到令人不懂的文字，究竟該阿Q呢？還是該反躬自醒？我也說不上來。那就讀者們自由心證吧。）

不過我弄這個網誌主要的理由是想把自己這幾年來讀過的東西好好反省消化然後寫出，希望藉此傳播一些有趣的思想，同時訓練自己把思想化為文字的能力，另外就是在別人的評論中自我改進。倘若這些文章有讓人讀不懂之處，只要留下一句話，定會改寫到清楚為止。

至於引言和引用呢，我是傾向能引就引，畢竟人的思想很少能有創新，一些有趣或者革命性的思想十之八九都有先例，儘管冒著被批判為「東搬西湊、雜徵亂引、自抬身價式的引用」，我倒認為明確的指出思想來源算是對原創著的基本尊重。至於炫燿嘛，也不見得是件壞事，畢竟大家被制約成要謙虛也夠久了。

＜偽研究＞

-- 儘管看似無益的研究充斥，但長遠來看，只要萬分之一的研究能得出意外的發現，對人類文明的演進仍然是有正面幫助的。

究竟一項研究有沒有辦法「造福人類」往往是無法事先得知的。這也是各國政府之所以願意分配一定比例的經費在那些「看似無意義的研究」上的原因。

研究葡萄球菌似乎不會比直接研究開刀解剖來的對病人有幫助，但是若不是有人研究了葡萄球菌，恐怕很難會發意外發現青霉素而得以救人無數。研究X-ray繞射能讓窮人填飽肚子嗎？但若不是這項技術，對遺傳物質基本結構的了解恐怕得再晚個數十年，改良的糧食作物也會延後出現。研究數學微積分的基本原理可以造福人類嗎？人類文明在沒有微積分下不也順利發展了數千年？但若沒有微積分的出現，文明恐怕難有革命式的躍進。觀測天體運行對人類有什麼直接幫助嗎？但若不是對天文的觀測，恐怕人類仍活在龜殼說地動說的無知與混亂之中。研究哲學對人類實質生活有幫助嗎？但若沒有那些由深入哲學而後分支出來的形上學（變為物理學）、知識論（變為心理學）、法哲學（變為法學）、邏輯（變為邏輯學和數學），又怎麼期望人類社會能脫離無知走向幸福呢？

因此，儘管這些看似無益的研究充斥，但長遠來看，只要萬分之一的研究能得出意外的發現，對人類文明的演進仍然是有正面幫助的。不過正如你所說的，那些躲在這支保護傘下不事生產、僅為私慾的吵冷飯型研究者顯然佔了多數，但是，若因此削足適履式的把整鍋投資冷門研究的粥給倒了，那就未免本末倒置了。顯然應該要建立適當的機制來踢除這些「可恨的偽知識分子」才是正途。

＜華人病＞

-- 長遠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考慮學習破除以種族為無形圭臬的「種族國家主義」迷思，而朝向不顧種族只重精英的「精英引進主義」。不過，想要拔除「種族民族主義」這支把華人帶出清末民初羞辱史的引路幡，或許很難吧。

至於華人病，我也有些感觸。我同意，東方文明並沒有需要妄自菲薄。中國自清末以降，西方文明體制強制性的從天而降，台灣全盤採行了打著自由民主堂皇大旗的資本主義，對岸則抓緊了有著崇高理想的社會主義共產體制。兩種政治經濟光譜上的極端，卻都矛盾似地混入了高壓專制。百年之後，一邊充斥著假民主般的衰退亂象，另一邊則是慘痛的渡過了一甲子赤貧，連緩緩嘗試體制改革下出現的繁榮曙光都要遭受國際間的質疑眼光。但這些真的是「華人病」所造成的嗎？其實倒不盡然。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權、議會政治、乃至完整的經濟體制不會超過兩百年歷史。這兩百年間不也充斥著不平等、歧視、暴動、流血革命、與戰爭？換句話說，所有的體制變動沒有不付出代價的，直接歸因於華人病或許草率了、也錯誤了。

那麼西方人的思想和文明真的和東方人有著「思考本質」上的不同嗎？我深不以為然。難道早個兩百年萌出自由與人權的概念就真的能推導出東西方本質上的差異？大道廢而有仁義，或許西方長期處於封建與缺乏個人經濟自由的桎梏下，才正好給了人權和自由萌芽的機會。反觀中國長期處於一種視「明君賢民」為應然的氛圍、與相對較為充分的經濟自由下，或許反而失去了能夠發展人權與自由概念的時空。因此，東西方的文明思維差異或許不在於生物性的「思考本質」上有所不同，而可能僅是被偶然的社會氣氛所決定。

再看看人民（思想）素質，待過美國的人應該都知道，美國社會極其保守，共和黨持續地藉由控制教會與主張保守價值的策略下掌控國會與白宮，一個號稱自由民主、思想開放的世界強權，卻有著多數以宗教至上並對演化論斥之以鼻的人民。長春藤學府中充斥著分不清眼角膜與水晶體有何不同、以及對邏輯、哲學和國際關係一無所知的學生。這樣的人民與學生素質和我們成長中所見的東方社會有什麼不同嗎？在我看來其實相去無幾。

或許西方不過是早了點、快了點，但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不過話說回來，西方世界的快速起歩恐怕會讓東方世界吃上長遠的苦頭。美國是一個混合多種族的移民國家，這樣一個不以「種族民族主義」為根基的國家或許是歷史上僅見的，美國的移民政策徹底的吸納了各國人才，包括二戰前後瞬間大量移入的猶太知識精英與長年來持續吸收的各國留學生與各類人才，都確保了美國能有源源不段的知識和人力，在良性循環之下，這樣的移民政策與精英主義大大的掩蓋、領導了庸俗平凡的普羅大眾。再加上這期間英美的強勢科學發展，徹底的奠定了英語成為「科學語言」的根基，這個幾乎可以確定是不可逆的語言優勢，將會帶給英美無數有形和無形的利益。

或許，長遠來看，我們可以考慮學習的是破除以種族為無形圭臬的「種族國家主義」迷思，而朝向不顧種族只重精英的「精英引進主義」。不過，想要拔除「種族民族主義」這支把華人帶出清末民初羞辱史的引路幡，或許很難吧。

概念分析的困境：Kripke VS. Quine

左為 W. V. Quine；右為 Saul Kripke。

在哲學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主流的論調向來認為「先驗的分析命題」一但為真，則一定是必然為真的（necessarily true；例如「三角形有三個角」這個句子、或有些邏輯和數學命題不需要經驗去驗證就為真），相反的，一個為真的「後驗的綜合命題」則僅是適然真（contingently true；例如「布希是美國總統」這個命題可能只有在這個世界為真，但不見得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為真）。

這個主流觀點在蒯因（W. V. Quine）的批判下蒙上了一層陰影。身為二十世紀最出色的哲學家之一的蒯因（熟悉哲學的朋友若看到他的學生們一字排開，可是十分驚人的，例如：Donald Davidson、David Lewis、Daniel Dennett、和華裔哲學家王浩等），在1951年發表了可能是近代最具影響力的一篇哲學論文＜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Two Dogmas of Empiricism），他在論文中指出這種二分法並不盡然正確。他甚至懷疑分析哲學向來引以為傲的「概念分析」是不是真的能夠得出任何先驗的必然真理。蒯因的這個批判深深的動搖了分析哲學的根基，因為如果這些被分析出來的概念不是必然的真理而只是適然真，那分析哲學的地位和價值就大受質疑了。

面對蒯因的質疑，另一位哲學家Saul Kripke挺身而出挽救了分析哲學面臨崩解的命運。這位Kripke是合許人呢？如果問起當今「還活著」並對世界最有貢獻的哲學家是誰？ 那Saul Kripke可能是首選之一。這位最近剛要過66歲大壽的哲學、語言、與邏輯學家（曾獲哲學界諾貝爾獎 Schock Prize，並被譽為是維根斯坦之後最偉大的哲學家），在1980年的名著＜Naming and Necessity＞中提出了他的嚴格指稱詞（rigid designator）理論，首次確立了「後驗必然真（a posteriori necessities）」的可能性。

什麼是「嚴格指稱詞」理論呢？在Kripke之前，主流的理論（描述詞理論）主張一個名詞的意義（sense）是由一組與該名詞相關的描述詞（由說話者所定義）來決定，而該名詞的指涉對象（reference）則是任何符合該組描述詞的物體。Kripke認為這樣的理論會面臨某些問題。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在某個可能世界中發現一種所有功能和可觀察性質（除了化學結構外）都和地球上的水相同的物質，但它的化學結構是XYZ而不是H2O，我們還可以稱它是水嗎？對Kripke之前的理論來說，XYZ和H2O都是水，因為她們都符合水「無色、無味、可以喝」等描述，所以如果採用描述詞理論便會出現混淆的可能。

有鑑於此，他主張一種新的「嚴格指稱詞」理論：一個名詞只能嚴格的指稱對應到某一特定物體或物質。對Kripke的嚴格指稱理論而言，「水」這個名詞只能嚴格的指稱到H2O，任何其他「像水」（具有完全和水一樣的可感知性質）但不是H2O的物質（例如XYZ）都不能稱之為「水」。因此，在Kripke的嚴格指稱理論架構下，面對這種情況時不會產生混淆。

那什麼是「後驗必然真」呢？在嚴格指稱詞理論架構下，「water等同於H2O」這個命題就是一個「後驗必然真（a posteriori necessities）」的命題（意思是說只能透過科學檢驗來驗證其真假值），而當其真假值確定後，這個「後驗必然真」的命題便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成立（意思是說water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會對應到H2O或者說等同於H2O）。

因此，這個向來二分的版圖（先驗必然 / 後驗適然）在Kripke之後出現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後驗的知識也有可能是必然真的。這樣的主張不但描繪出了一種嶄新的形上學觀點，也適時為分析哲學的概念分析提供了某種可以實現「必然真」的立論基礎，形同為概念分析哲學注入一劑強心針。

不過，要判定誰勝誰負或許還早。這兩方的觀點都仍在不斷的爭辯中。很多人認為蒯因的論文中沒有決定性的論證，也有很多人認為Kripke的主張過於訴諸「直覺」而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礎。這種一如理性論與經驗論爭辯千年般的典型哲學僵局，或許正是哲學迷人的地方吧。

-- 有興趣者可參考（感謝）AH 提供的一篇 Jerry Fodor的文章。

方法論與形上學

或許是因為太熟悉在BBS上與網路世界游擊式的筆戰，多數我們這一輩的人似乎都太著眼於逐字逐句的推敲與邏輯爭辯，而忽略了宏觀的世界觀建構。以下轉錄Arthur學長對板上文章的綜合評論，讀起來隱然可以感受到一種大開大闔的氣魄。

-- ＜方法論與形上學＞

-- By Arthur Chen

講實話，我不怎麼提得起勁回覆他人的評論。多少是因為自己極不喜歡必須「說服」的東西，那是很耗費時間精神的浪費。絕大部份的辯證搞到後來僵持不下，都是把歧見歸咎在「語言」的問題，也就是每人相同語意與辭彙下所指稱的範圍無法統整，結果為了消除語言的模糊，就得要舉例。問題是舉例是理論辯證中最不好的方法，每個舉例都會冒著「過度延伸」的風險，往往各實例間的特殊性，反而讓討論節外生枝。

附帶提一下，過度延伸本身並不是成王敗寇的結果論，而是因為個體經驗、性質等誤以為所有的其他個體都是這樣，錯把特例當通則。固然，單從結果來看，誤打正著，單例出發的特例剛好真是通則，也就沒有可被察覺的錯誤來證明犯了過度延伸；但方法上，只要不是真的看過了所有的個別狀態，就認為某些普遍狀態存在，就已經犯了過度延伸問題。上面這都是廢話沒有學問，有學問的是：真的有「通則」存在嗎？科學上的通則是很殘酷的，通則的出現一定要以測度「單位」為前提，透過單位，人類發展學說時，個別感知與主觀詮釋才有辦法跨越過度延伸而成為客觀實在或者通則。

「因為樹梢枝葉間流動的時間較快、而樹下牛頓身邊的時間流動得較慢。蘋果為了反映這個時空狀態的扭曲，從樹上掉了下來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但這是我眼中，最美的力學描述。對於物質本身，時間是毫無意義的（當然，這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元素半衰週期是物質對應時間的現象，跑掉的自由粒子與混亂度之間還是有關），但在愛因斯坦的眼中，時間變成物體質能對應空間的簡式而以外顯運動顯現。後來，被人問到，你如何對於力學產生這種描述，這種「語法」在實在環境中沒法被觀察出來、沒辦法經驗 ...。他才說出你所引述的：... 有時是某種臆測與洞見 ...。物理進入微觀之後，擺脫了古典物理的實驗傳統，進入到某種力場制定、推論、然後驗證的方法。從問與答的詮釋上，愛因斯坦所談的臆測與洞見，指的是建構整個理論架構與命題上，有時可以完全不需要以經驗或實驗出發。也就是有時離開實證與感知上的實在傾向，反而可以建構出人類感知限制以外的物理理論。

這個故事有很好的效果，充分表現命題這玩意會長得如何奇形怪狀、天馬行空。有些搞理則數理化（把哲學等論證作成代數、把所有指稱的範疇、指稱的集合從屬關係通通定出來的一種苦工）、把頭髮弄得掉光了卻因為見識過理則檢證是多麼嚴苛而再也不知到要怎麼為文陳述的學者，有一種看來不怎麼科學的說法：一般而言，論證中命題超過一定數量，理論內在推辯的邏輯就很難正確，除非把各種指稱範疇的檢驗放得極鬆；大多數的狀況下，命題離人類經驗、常識越近、長得越普通的，該論述就會有極高命題數量過多的傾向。

當然，若是就這麼認為：命題一定要無法檢證、要理論中很怪異或超過人類感知的才可以命題，顯然犯了過度延伸錯誤。但是相較於愛因斯坦那種臆測與洞見的植入層面，我那種什麼東方病、賣弄心理學觀察病徵一類的言論，說是大便也是抬舉。

為什麼論述中的命題數量與長相會這樣左右一個論述的價值？再討論下去會碰到很麻煩的爭論，就是命題可不可以堆疊（用命題來支配其他命題）？在較鬆的定義下堆疊到第幾層會必然錯誤或循環論證？那個境界我也沒什麼能耐，我只是知道它在那裡等著。所有數量方法（包括惡名昭彰的統計迴歸）中有必須遵守的規則，就是變數一定要互斥。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是知道答案的只有一個，又是上帝。只有祂知道萬物背後不可測的關連與影響（這種不可測知在理論形成的進程是很可怕的，逼得學者失去考證耐性索性改變方法，激進地宣告任何因素間都相互影響而出現建構渾沌場的方法傾向），必須要完全沒有關連的獨立因素，才能用命題方式宣告。

命題是人類不全知限制下，留給論述者的一種特權。這種特權怎麼規範？如何建立撿證程序？...這一類的東西寫到後來，發現它變成美學了。但走在這條路上的人極其痛苦的，因為用不全知檢證不全知，絕對是智力與苦工的硬碰硬，而且價值與意義上還有一種悖論：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工夫檢證人類的不全知，不全知不是不辯自明的嗎？用不全知檢證出不全知，到底是不是一種「知」？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那麼人類所知的領土究竟有沒有擴大？本體論辯證永遠這麼繞口，這麼傷神。

不免的，為了解釋些什麼，又被逼得要在例子裡打轉（無奈）。Y大人的回覆實在沒有意外，我也知道有這類的說法，這類說法在統計方法遭遇行為科學方法論戰中到處可見。但問題是：不管把統計說成多少科層的階段論，拿著一團結果數字說故事，與把「人工造作」的理論放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試驗，永永遠遠是兩回事。若是兩種方法是一個大實驗中的兩階段。那麼，要是迴歸得出的變數「顯著性」與我所說的試驗結果得出的真實機率與比率相左，要以哪個為準？

統計技術性的問題再下去我也懶得寫了，有問題的工具再怎麼花時間去想，也不會突然變得沒問題。行為科學之所以今天還能夠活著，靠的正是我所說的方法，也就是行為的可實驗性沒有被扳倒。我們索性不再談變數怎麼來的？之間互不互斥？變數設得合不合理？（比較精確的說法是：我們應當竭盡所能地談，但是囿於人的不全知，總有不足之處。）但是把變數的客觀單位一刻度一刻度地變動來檢測受測者會不會出現行為上的相應改變，是十個愛因斯坦也扳不倒的客觀事實。技術性的語彙來說，研究過程中能夠不增加、使用假設就能把出象帶進機率描述，科學意義與精度相較於統計描述是極大差異。也有白話文的說法，也就是自由主義常常用的辯證，人類的不全知不僅是對於外界的無知，對於自己往往也一無所知。把全世界最一流的心理學家湊在一起來作受測者，開放問卷、心理側寫填到每個受測者都著作等身（結果意外發現，頂尖心理學者在自我側寫時居然都出程度不一的游離症狀，也就是都不自主地用第三人稱口吻做第一人稱描述，離題了抱歉）；或者索性不抽樣、把所有人類都納入統計，我們也得不到一部擇偶的聖經。

還有更簡潔的辯駁方法。也就是當我們被問到為什麼與某某某結婚，心頭上快速地閃過他髮梢的香氣、某個甜蜜的場景回憶、或是奉子成婚的一種無奈感受的湧現 ...。只要建構理論中的變數表格、各變數的重要性評量這個研究過程沒有真的在我們腦海跑過一遍，這種行為的影響變數解構都是"人工造作"。可即使如此，問卷還是可以寫得洋洋灑灑，目不暇給。

行為試驗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儘管一般標準而言，建構社會科學理論不一定要真做，或者說，訓練足夠良好的，理論可以不實驗也不會模糊）。原因在於試驗的實行本身會自然地以其可行性檢測理論變數的選擇是否過於模糊，這種無意間的檢測效果本身就有助於健全理論建構。

稍細一點的談，實驗時被選出來的變數由於得要做出某種「程度」變動，就會強迫主事者思考如何得到衡量變數程度的單位，這個精度提升一方面會銳化變數間的獨立互斥性，一方面在須要「刻度」的限制下，篩掉指稱範圍、性質不夠具體的變數。另外一個最為重要的效果（也就是我不直接談擇偶統計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實驗的可行性考量，會真實避免各種本質上是個人向內解析與經驗被過度延伸為群體行為的一般性描述（太繞口了）。也就是說，由於各種實驗設計的考量，會避免拿背後動機與意義過於複雜的行為來做外顯出象檢測，而會有一種從意義簡單的行為開始實驗的傾向，這種傾向才是科學嚴謹態度與階段步進的本質。

真的要談擇偶因素這個題目，之所以連細看的心情都出不來，是因為能「科學地」研究這個題目的人，顯然已經完每人的高矮胖瘦美醜對稱 ...等等個人外在條件對於各人的財富所得的機率敘述（否則把財富放進擇偶因素時與外在條件又撞在一起時，不管統計或機率描述一定會出問題）；也完成身高與胖瘦兩因子對於各人外觀好感判定上究竟是呈現某種特殊的比例性的變動影響還是各自獨立的因子；顯然也處理好胖瘦到底是以體重為度量、或以體脂率為度量、還是更匪夷所思的數值？而為什麼各人重量分布在胸、臀部與分布在腰部對於各人外觀偏好選擇會有決定性（甚至是截然正反的）差異 ...技術問題族繁不及備載，科學技術性的問題還很多，去做就會發現許多無法妥善解決，於是承認：我們先蓋好的屋頂太大而先今科技沒辦法向地下挖出夠深度的地基、架上撐得住的樑柱。

從非絕對的價值判斷層面來說，太大、變數命題處理不清得出的結論，到底是給了未來研究的方向，還是誤導混淆研究的方向？無論如何，最後搞得另一組人得下來檢證這回事。在這之中，看到了圖書館中沒人看的論文數量與學術界職位、碩博士證書如何同步膨脹的可能樣貌。那些臆測犀利、洞見卓越的理論發現者，可能得要在天上才有的大文問世前，花上比理論建構更長時間去看是不是不小心會被人誤會剽竊。

而在方法與方法論的認識過程中，我口中的東方病，是否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呼應？中國人的卓絕智力，把人間種種、世間萬物定作指稱範圍包山包海的陰陽二元而競引天下智士文人神鬼術士清談不絕，不知是否如此景況？

然而，試驗一途並非神兵在手，縱使窮天下之力以萬千變數實驗，我們仍然無法得知被測試行為背後真實的所有成因組成，而僅能宣告哪些因素多少程度變動時會對行為影響。這種實驗結果非但不能用於我們發展理論中理則的「反之則否定」反推，也不能在數理描述中做出自變應變數的對調（反函數）動作。更重要的，由於仍有或大或小的未知，並且我們不能真知上帝下的那盤棋到底用什麼規則，那些未明中的些微變動，搞不好讓所有實驗結果全面翻盤 ...

對於這種限制的體認，自動地牽絆著理論不致過度延伸 ...接著令人困擾的本體論不免又來鬧場。科學檢證傳統在行為研究上的共識便是：雖然局部知之下的試驗無法對理論做出無瑕支持（甚至有沒有支持效果還是要懷疑），但卻有力量無瑕地否定人工造作理論。否證人工造作理論的錯誤，人類知的邊界究竟有沒有前進？對於這個說法的理解，正是進入研究方法進階班的道路，之後眼下便會充滿的盡是理論的結構美感。而愛因斯坦的「臆測與洞見」究竟是讓人類從哪裡推進到哪裡、跨越了什麼的云云辭令，在這裡給了人們真實感受。

方法上的問題不可不察。畢竟，有能力的人，便有其義務用對的方式使用其能力。又看你幾篇下來已經有有些隱隱碰到上面這些方法論與派別，就算是我公堂之上假設一下，這些相關的東西會對你思考那些說法算是補充、有點幫助。當然，若這些你能體會，對於你口中那些宣告意識狀態無法觀察的行為科學派妨害了某些領域的發展一事應該會多些寬容。因為腦神經科技的進展固然可以讓意識觀察有可行性，但嚴謹定義的科學還是需要「客觀單位」（通泛性的觀察能夠得知的，只是某些意識活動與腦部狀態的「有」還是「沒有」，不能真實得知腦活動「強度」對應個體行為程度有沒有完全的一致性）。人腦與行為「客觀單位」的尋得對於人類本身是純然的恐怖科學。腦神經科技發展到底終究是可以仿造人類五感的運作機能打造腦部全虛擬實境，但對於客觀外在環境即使被代換成腦內活動，各人對於這些感受的「詮釋」仍然是各自為政的，也就是感官經歷與「意義」的賦予始終是不同層面，在這個差異沒有打破前，意識與行為間客觀的描述單位是無從產生的。

有相關的研究把大腦當成像「硬碟」一樣的儲存設備，把客觀的圖像檔案、聲音、以圖像形式顯現的文字等當成資料放進腦裡不是大問題，問題是放進這些資料後，各人對於這些資料的詮釋會不會一起形成、會不會一致？這個終極問題不但是上帝的所在，也是自由主義的邊境。你口中的意識觀察若是嚴整的科學，等同於資料與詮釋是純然的一件事，那麼，這項技術出現的那一天，出現的不是哲學家皇帝（只求外顯行為的一致），而是科學家上帝（內外心理行為的全一致），一致之後由於沒有各人差異形成的未知（這個不是「未知」一詞定義域的全部，少了人感官範圍以外的未知部份，比較像的辭彙是「誤會」），以人類觀點來看的上帝與人是沒有差異的，當下我們頓時明白，原來遊離症狀古今皆然，不是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而是人仿自己的形象造了上帝；究竟是上帝給了我們自由意識，還是是因為有了自由意識才有可能認識上帝？上面這個描述給了我們某種解釋：為什麼被世俗廣泛批評自由主義帶來價值混亂、放蕩 ...，但打開堅實的自由主義、多半有些寡言的大家的衣櫥，常常看到十件一樣的襯衫、四五套一樣的外衣。

說實話，自己是不覺這樣的文章有何讓人流汗顫驚之處，也真的沒有針對何人的意思，回應字數沒有比人少算是一點誠意。這部落格版像是你的客廳、或許有些版友是您親朋好友，若自己的言論有冒犯就請您安撫一下。畢竟這些文章的對象是你，對於毫無認識、無法預設的旁觀者，思想影響是危險的事情。更加上，作為自由主義的信徒，怎麼可能想要如何去說服別人呢？或者說，搞不好這樣的人都只能接受有限度的科學呢！

非理性決定？

＜引子＞

假設你是一個喜歡看棒球的人，計畫在星期日晚上去看一場你已期待已久的免費棒球賽。但由於星期六晚上空著沒事，你就花了一萬元買了一張高檔歌劇票，就在正要出門去看歌劇時，你突然發現棒球賽的時間改到星期六晚上了，兩者時間重疊因此只能擇一而去。這時你會做出哪一個選擇？去看你期待已久的免費棒球？還是去看你已花了一萬元買票的歌劇？哪一個選擇才是理性的選擇呢？

前提一：歌劇票（一萬元）無法轉售或退票，不去就得認賠。
前提二：儘管你喜歡棒球也喜歡歌劇，但你是一個喜愛棒球些微超過喜歡歌劇的人，因此如果兩者都不用花錢就可以去，你比較會想去的是看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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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非理性決定」？＞

對熟悉經濟學的人而言，這個例子大家應該很熟悉了。儘管熟悉，但我還是很有興趣想知道大家會對這個情境做出怎樣的選擇。剛在網路上測試了一下，受試者約四十人，選擇歌劇和選擇棒球的比例約3：2。

直覺上來說，多數人會選擇去看已花了一萬元買票的歌劇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直覺上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既然已花了一萬元，不去就浪費了」。但仔細想想，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嗎？

為方便討論，我們把「理性」定義為「當有兩種選擇且只能選擇一種時，理性的人會選擇總（心理）效用較大者」。在這樣的定義之下，似乎選擇棒球的人是比較具有「理性」的。怎麼說呢？因為在上面的情境下，一萬元是無論如何都已花掉的成本，而在一個特定的當下作決策時，一個理性的人應該要選擇的是當下各種可能選擇中效用最大者，那既然你是一個喜歡棒球超過歌劇的人，就不應該考慮已花掉的成本，而應該選擇去看效用對你來說較大（你比較喜歡）的棒球。

但是人類的決策行為似乎不是這麼單純，人們總是會傾向於把「看似相關連的」事件在心理上作緊密的連結。例如修姆（David Hume）就認為人類喜歡賦予因果關係在那些「時間空間上總是相繼（相近）出現」的事物上，但實繼上可能並沒有真正的因果關係純在。因此，這些可能存在的錯誤認知有可能會導致不理性的決策。

讓我們改變一下上述情境來極端化這個例子（減弱一萬元和歌劇的相關性）。假設你在星期六晚上已經決定了要去買歌劇票，手上拿了一萬元準備出門，不料卻有歹徒突然闖入搶了一萬元搶後就飛奔而去。無奈之下也只得認了。隨後你接到兩個朋友電話，一個朋友有多一張票問你要不要去看那場歌劇，另一個朋友則跟你說棒球賽改到今晚了要不要去看，請問原本回答原問題時選擇要看歌劇的人現在還是會選擇看歌劇嗎？在這個情境下，一萬元和歌劇在心理上的直接關聯變小了，對一個比較喜歡棒球的人來說，選歌劇的可能性也似乎跟著變小了。 因此，顯然理性的決策過程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出類似「非理性」的決定。（註一、註二）

但真正弔詭的是，儘管在上例中選擇看棒球似乎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決定，我們真的可以說那些選擇看歌劇的人是「非理性」的嗎？這些選擇看歌劇的人其實是在一種錯誤認知（或者說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作出決定的。舉例來說，有些選擇歌劇的人其實堅持著「既然已花了一萬元，不去就浪費了」這樣一種信念，如果他的行為違反了這個信念（儘管這個信念本身可能錯誤），將會給他帶來莫大的心理痛苦，當持這種信念的人在做出選擇看歌劇的決定時，其實對他的心理總效用是最大的。也因此，根據定義，我們似乎不能說他的決定是「非理性」的。嚴格說起來，這些選擇仍然去看已花了一萬元買票的歌劇的人，其實並不是做了「非理性」的決定，而只是「理性」的作了一個「錯誤」決定。而且如果真的把這樣的人稱作非理性，那麼那些實際上是理性、但因為缺乏完備資訊而導致作出錯誤決定者，也就通通應該被稱為「非理性」的人了。

因此，在這個意義下來看，一切的討論似乎又回到了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所有的行為都是理性的」。換句話來重述這個假設：『除非該行為者精神異常，不然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可以選擇時，人類總是會選那個「會對該行為者有著最大總心理效用」的行為』。看來，這個命題似乎是用來描述人類行為時的不變真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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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若你還沒被說服，那我再把情境改一下（拉長時間）。前提不變，依然是：『因為你是個愛棒球些微勝過愛歌劇者，因此如果該場歌劇和該場棒球都免費且在同一天演出，你會選擇去看棒球』。那麼我們現在假設這場歌劇是預定在一年後的中秋節上演，免費棒球賽則是一年後的中秋節隔天打，當你掏出錢準備去訂票時錢卻不幸被歹徒搶走了，無奈之下也只得認了。時間緩緩過了一年終於到了中秋節，突然你接到兩個朋友電話，一個朋友有多一張票問你要不要去看那場歌劇，另一個朋友則跟你說棒球賽改到今晚了要不要去看。請問原本回答原問題時選擇要看歌劇的人現在還是會選擇看歌劇嗎？如前提所說，如果你是一個在該場歌劇和該場棒球都免費且在同一天演出時會選擇去看棒球的理性行為人，那麼怎麼會因為在一年前被搶了一萬元而改變你一年後應當做出的理性決定呢？

＜註二＞，再更極端一點地削弱一萬元和歌劇間的關係。類似前例，假設這場歌劇是預定在一年後的中秋節上演，免費棒球賽則是一年後的中秋節隔天打，正當你想掏錢去訂票時，想到一個月前走在路上掉了一萬元，頓時悲從中來想說如果當初沒掉錢，這一萬元就可以現在拿來買票了，所以你摁奈住，索性不買了。接下來一樣，時間緩緩過了一年終於到了中秋節，突然你接到兩個朋友電話，一個朋友有多一張票問你要不要去看那場歌劇，另一個朋友則跟你說棒球賽改到今晚了要不要去看。如前提所說，如果你是一個在該場歌劇和該場棒球都免費且在同一天演出時會選擇去看棒球的理性行為人，那麼怎麼會因為在一年多前莫名其妙掉了一萬元（在當時完全不是要用來買歌劇票的錢）而改變你一年後應當做出的理性決定呢？因此，顯然理性的決策過程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出類似「非理性」的決定。

藝術品、化妝品、與人類認知

為什麼藝術品（至少某些藝術品）看起來美或吸引人？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曾被Newsweek評為二十一世紀最值得關注的百大人物之一的 V. S. Ramachandran（UCSD、The Salk Institude生物與認知科學教授）提出了十項藝術之所以會吸引人的原理通則（10 universal laws of art）。 ＜註一＞

他所提出的第一項原則是「特徵誇張化」（peak shift）。以女體雕塑品來舉例，所謂「特徵的誇張化」就是拿平均化後的女性身體和平均化後的男性身體作對比，找出相異特徵，而後在雕塑的女體上誇大這些特徵。例如印度女神Parvati的雕塑品對Ramachandra而言，就具體的表現出了這項「特徵誇張化」原則：胸異常大、腰異常細、扭腰的姿態等等。

最近一些研究結果也契合了這個假設。關於男性和女性的臉部特徵研究顯示出，女性的眼睛和嘴巴四週的膚色具有高對比（contrast），換句話說，女性在眼睛和嘴巴四週的皮膚比臉部其他部位的皮膚要來的深。而對男性而言，這個特徵就相對較不明顯。這項研究結果也替「為什麼化妝會讓人變美」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眼影和口紅等化妝品可讓女性的這項特徵誇張化」。

這類研究顯然還稱不上是系統化的科學研究，充其量只是統計加上詮釋而已（大概又要成了Arthur學長口中的偽科學了）。而這些「美學原則」說實在的也可能對人類影響不大（顯然人類的祖先在沒有統計學且不具備這樣可以條陳的外顯知識下，早就知道如何運用這個原則來化妝和創作藝術了）。不過這些研究和詮釋仍然是有趣的，因為他們展現出人類對知識與規則追尋的熱情與洞見。因此其實多談談這類「偽科學」可能也無妨，畢竟一來有趣，二來許多影響人類社會文化歷史的重要思想都不是透過科學研究得來，而多是來自與科學無關的概念分析、道德價值、與思想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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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請見＜A Brief Tour of Human Consciousness＞ by V.S. Ramachandra

自由的迷思？

以下是 Arthur 學長對近日來板上文章的萬言針砭，讀的我膽顫心驚...

--＜自由的迷思？＞

-- by Arthur Chen

『有些東西容我稍加補述一下，特別是自由主義的部份，Gary說你對這流派有點涉獵與偏好。一言蔽之，個人淺見並不須強把源起於以政治為討論主題的哲學之傳統自由主義（也就是天賦人權、民約論、政府契約說...那一套）與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看成有起承關係的同一道統流派。

固然，我明瞭米塞斯以降的論述，在乍看之下或者考究來看，起與承的關係是真的存在，但是只要被這個史觀「詮釋」佔住，亞當斯密的重要性就會被大大低估、奧國學派（米塞斯等）的評價大致得當、海耶克與偏向美國學派的史帝格勒、史賓塞等的評價就會過度高估。

大致看來，有一種模糊存在於你的陳述之中（當然，事實上這種模糊也真的存在），也就是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其實也許雖然定義較鬆、但比較貼切的名詞是對於制度偏好上的自然主義傾向）、傳統以政治為目的的自由主義與休謨的經驗主義。

整個來說，亞當斯密的經濟世界觀似乎大開倫理學、政治學、哲學一類可以進展到社會科學的可能。然而，美麗的初衷畢竟是被有心人給挪用。透過他對於經濟行為的描述，人們理解到，透過你所不知不識、甚至毫不相關的人們間競爭交換所產生的價值「正確」，對於自身行為產生了偌大的幫助與指引，這種幫助有時也會以世俗的財富方式顯現。但這個描述等不等同於：我們當視得自於競爭交換的市場價值衡量為最高標準？資本家與貴族對於抬高市場的言論如此見獵心喜，忘了看亞當斯密接下來要說的是：富人當盡量慈善，望似全然付出的慈善有時透過市場也會從相識相關的人們手中得到回饋，這種回饋有時也是以世俗的財富樣貌呈現。

唸出咒語本身並不可怕，不要忘了，兩向的陳述中的「有時」，上帝就在那裡，檢視著人們...但人類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過度操弄效用云云的辭彙，用看不件摸不著的「剩餘」把市場交換推向至高無上的價值準則頂峰的企圖，召來的是社會主義思潮的一時美好幻夢、與社會主義政治的幾世惡靈。

說實話，海耶克對於經濟理論本身毫無貢獻，或者說有貢獻但可惜好像已經失傳。這麼說的原因在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致命弱點在於時間，也就是時間過程中，人們形上的偏好、與形下的價值追求行為之改變情況無法做出一致性的統整。這種時間所賦予在人行為上的意義，翻譯成經濟理論語言叫做「資本」（這個「資本」與馬克斯的資本、世俗觀點上的資本、新舊凱因斯學派的資本其實是盡不相同的）。據聞海耶克對於資本的觀點前所未聞，有某種無法一般化的性質。個人猜測可能是某種被決定性，也就是並不以供需為均衡動力，而是某些侷限下全然被動性的調整。

那麼，他做了什麼？最貼切的景象就像是大法師中的梅林神父，費盡全力想從政治界中驅逐共產政治（我強調是「政治」，也就是共產的實行手段，共產思潮本身不見得有罪，或者說，不過是犯了與重商、資本主義一樣的罪）的惡靈。舉凡當時任何沾上共產思想方法的政治觀念、市場手段、政策措施；抑或是任何試圖求取共產與市場經濟的調和做法與言論，一概痛擊毫無轉圜。他的著作與其說是經濟文學，不如說是經濟學教授的政治文學。不要誤解，我沒有貶抑的意思，那種一夫當關、力戰而竭的蒼白，正是昂揚的人文精神與入世情懷。簡單說，竊以為奧國學派以米塞斯的關注領域為本宗。也就是對經濟行為的個人向內心理側寫。這種個人性的向內剖析本身有助於強化經濟理論的個體基礎。但向外的群體描述過度倚重某些約定俗成與推己及人，政治文學的味道擺脫不掉。

從這裡開始，某種本體論問題登場了。海耶克反對的其實是屬上帝那種全知的降靈、人工造作的分配方式。這種反對當然不絕對等同於認同政治層面上的自由主義、甚至是更狹義的民主制度或政府。奧國學派以降的自由主義與其說是奉行過去自由主義傳統，不如說是服膺自然主義的經濟學者。之所以有這種我所謂歷史層面上的自然主義傾向，在於交換與市場始於未明的遠古、起於牆邊街尾；但世俗觀點上的市場，必須以保障私產的民主政制為前提。然而，非得各人全然自由才有市場交換？非得民主政制才會保障私產？只要兩個答案可能為非，傳統自由主義與相信自然延遠秩序的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仍然得不厭其煩地補注是經濟學家的政治文學與制度傾向）之間永遠有無法縫合的裂隙。裡一層的涵意更為可觀，若是世俗上市場存在的事實本身不能反推全然自由選擇，市場必無法絕對保證是最高的價值衡量標準。再下去就不說，太麻煩了。可若是某些共產思潮奉行者挖出目前最古的史前社群遺跡然後考據出他們實行共產，接著對這些注重延遠秩序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大加踏伐嘲笑，便是最科學的幼稚了。

我很是憂心這種很科學的幼稚（好威權的用字），你引那個擇偶問題就很有這個味道，於是居然自己沒有任何耐性看完本文與其他評論。在弄不清楚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對人的養成影響的途徑與比重下，談這類的任何觀察研究不管過程多科學、統計多嚴謹，都是隔罐取藥（若非常理無法度之的特異功能便是眩目魔術）。自己無意介入學門間的相輕相重，但絕不會說什麼各個學門一樣重要、一樣有價值一類的渾話。人類行為相關學門要能夠科學化，倚靠的不是研究過程的科學嚴謹，而是要能夠將外顯行為動力化。找出驅動人表現出某些行為背後的動力動機，把動力動機間的互擾與關連進行場論化，才會得出類似於物理性質的行為學描述。若不走這個方法路線，必然地會走向某種歸納方法而變成泰半的倫理學抑或是全然的政治學。

不再堆名詞了，太多名詞讓人頭暈。拿類似於你引的研究的情境來做方法範例。讓足夠多的受測者在一堆足夠多的人當中選擇出各人偏好的對象，然後記錄每個被選出的人的量化客觀特徵（高矮胖瘦、容貌對稱），經過連串的統計與迴歸，然後聲稱我們找到人普遍的外觀偏好標準，這就稱得上是行為科學嗎？在我眼裡這是很標準的GIGO（垃圾進垃圾出）。但若方法改成：觀察受測者所選出的偏好對象，會在哪些客觀特徵出現多少量化改變時讓受測者琵琶別抱改選他人（如被選出者的其他數值不變，但身高增加或減少多少後，受測者會改選他人），稍稍嚴謹的，會做多因同時變動對於選擇結果的影響，然後找出各因子間的抵換關係。最後，再把這些造成選擇改變的因子變動量做比對找出是否存在某些一般性水準。這樣的研究我會有興趣稍稍看上兩眼。

分不出上面兩個做法表面上的研究方法與背後的方法論有何不同的，走學術不容易有大成的。簡單說，第一個普遍做法中含有主持試驗者對美的主觀詮釋，也就是在選擇劃分變數時等同對於美的決定因素做出隱命題，接著的資料處理過程上由於變成把各人選擇結果對號入座，主事者的主觀詮釋便徹頭徹尾地污染整個數據。簡單說，聲稱「美」的組成成份的必然自以為是上帝，多樣而不定、認知侷限的人類能夠找到的，至多不過是美的可能「邊界」所在與寬度（當然別把科學那種算式兩邊搬來搬去的那套拿進來，把實驗倒轉成定義「不美」的成份不會比較簡單，而且也同樣傲慢）。不要誤會，這個例子並不直接在回覆你的擇偶文章，那個研究有其他的問題在。而是為了解釋我一向批評的偽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到底在指些什麼。但也不要誤解，研究方法的問題與方法論上的問題是兩件事，只是一般歸納法研究中常常兩個毛病都有。

正是時候回到自由主義的論述。上面的範示正好顯示著經濟學上的（或者說分了新舊的）自由主義到底在想什麼，採取先驗態度、採取近無機化的類物理分析架構卻又相信某種惘惘的自然秩序，驗證方法就會出現某種特殊性。這種避免先驗法中的必然之錯的齊質假設、又不服從全然的經驗主義、也知道不能走上傳統自由主義與經驗主義及實用目的過度相合產生傲慢的政治性質，但卻相當科學地呈現人的知的局部性。

一眼望去，方法上的怪異性本身必透露背後的某種場論觀點，也就是各種因素以何種樣貌相互影響糾纏。舉個例子，有相當學者認為會計制度的發明是某個時期人類的最重大「發明」，這個發明「對」嗎？這麼易於理解的工整其錯的成份真是9999，因為假如簿記值正確，不會憑空掉下來一個投資學與財務工程。好了，會計加上投資財務學「對」了麼？錯的成份還是9999，因為假如這樣就對了，不會天上掉下來一個貨幣理論。到這裡總算「對」了吧，遺憾的很，若是如此不會憑空出現所謂的資本全球化。那麼總算接近對了吧？答案還是遺憾，若是正確，不會出現無形層面的各式各樣國際原則協定、有形的如WTO一類的國際組織。該「對」了吧？殘念，若這些終於離「對」不遠，不會出現一個沒有人知道怎麼解決的美國雙赤字。這個討論過大，不免某種神祕主義色彩。小一點的剛好就可以拿福山的觀點來作。眼見美國跨國企業日趨壯大，所以終有一日，企業會取代政府，這種言論雖非妖言但是惑眾。奧國學派以降這些自由主義者雖然寬容地接受某些自然秩序，卻有相當部份的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政府不是長久以來都存在的嗎？辯論上唯一的操作空間是歷史中的政府或大或小。可沒有被理解的，政府存在的原因到底為何？若說經濟學齊質假設的遂行實際上是對於窮人的一種起跑點的終極剝奪，那政府往往是救濟經濟學說錯誤在執行面上的手段，這種手段往往毫不效率但是至少有效，想想歷史上有多久的時間，政府一直是世俗富人階級的對手（雖然政府自己本身往往是另一群富人），但對抗至少保持某種階層流動。同樣的道理，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制度在美國大放異彩，這種成功並不來自於該制度本身具有優越性，泰半是因為那種人人有股份、人人會致富的印象與美國式的民主經驗相合而產生的雀躍，現今不正滿目瘡痍。股份制公司自始自終就不是一種完美制度、分析下來反而是種短視近利、投機性高的畸形制度，特別是金字塔型的股東結構本身傷害資訊流動，最後都只好透過外部的更高權力與更複雜嚴密的市場監理來防弊救濟。單從權力觀點，越大的跨國公司不正需要越大越複雜的外部高權來制衡，權力的相生相長是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反而是一手為惡、一手補救，越玩越大就越來越依賴全知與道德，偏偏兩者都是只聽說過，從來沒有人看見過。

一個跨國公司影響力或許可能大過一個小國的政府，可權力關係所在，該跨國公司所屬的政府權力永遠不亞於其企業（但分析中有一點不可不慎，權力高不能保證手上的資訊也充分便是）。這仍然是種本體論辯證，到底所謂的「大」是以何為本體？

民主若給人以哲學家皇帝烏托邦的景象，那麼這幅圖畫顯然寫生自希臘城邦，可希臘衰亡於詭辯。對於詭辯的恐懼，如何演變為西方一段時間裡，兩方爭執不下就引刀決鬥，讓上帝用生死來顯示其裁判（西方人並不笨，豈有不知道這可能是被肌肉與反射給決定了之理，但是總得讓一方閉嘴）。這種傳統如何經歷國家戰爭、宗教戰爭、種族戰爭甚至世界戰爭，流了幾百年的血之後才知道喊出口號、煽動民粹、鼓動國家榮光的代價慘重。美國曾經花費5、60年由政治、哲學、倫理、宗教各方菁英討論要把美國塑造成怎麼樣的國家，最後的選擇是打造一個修正版的古羅馬帝國，修正的部份是把改良式的基督教放進社會統治體系中。無從得知人民擁有槍枝是被夾帶還是本來就規劃在裡面，但這種提高民間風險的做法不正恰好封印住政客在國家內部切割族群鼓動民粹的企圖；或者說，切割族群鼓動民粹從來不困難，問題是有槍的民眾動起來任何事情都會發生，這種風險逼得政治人物得要講道理。試想，台灣若槍枝合法，那些台獨基本教義派會是何種樣貌？可能的答案是：若非如同日據時代那樣龜起來一副順民樣，便是早早在街頭被擊斃了，依台灣那種扭曲的腦袋，這些受害者家屬可能反而跑到鼓動民粹的政客家裡拉白布條。當然，這陳述自然是檢討選舉投票制度的外一章，只是拿個範例來談我口中的制度互擾。

原諒我不服從部落格的遊戲規則，把一堆文章一起回評。原因在我想提的是從以前交談就一直隱隱覺得有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要釐清，否則讀自由主義會讓你兩頭落空。先驗與歸納中間是沒有模糊地帶的，兩法要得到一致而同樣的理則正確與結論一致，必須在某種全知的統一場之下。過去大半歷史中，夾在中間是神學，近代發展的是抽掉因果與時間的渾沌方法、或者帶有過度引申風險的量子弧描述。新的自由主義論者特有的調和態度卻要符合先驗科學，若不是強而有力的政治態度來表現，便是隱諱的特殊研究方法。對這個部份不知，等於過門不入。而停留在歸納方法卻談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充其量就只是政治傾向，而無法進到方法論之中。』

焚書、坑儒？

"Don’t join the book burners. Don’t think you are going to conceal faults by concealing evidence that they ever existed."

-- Dwight D. Eisenhower, Dartmouth College Commencement, 1953.

Image by Apu Kapadia

別以為只有秦始皇焚書坑儒過，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也不惶多讓。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在50年代發起了瘋狂的反共產主義運動（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不但坑儒無數，也焚掉了許多共產思想書籍。

1953年，曾受到麥卡錫支持而當選美國總統的艾森豪（D. D. Eisenhower）（註一）在來到 Dartmouth 的演說中，首次公開表達了對麥卡錫這位焚書者的不滿，並正式拉開了雙方決裂的序幕，「焚書坑儒」式的麥卡錫主義運動也隨後在50年代末期結束。

註一、不少豐功偉業的艾森豪除了曾在 Dartmouth 留下著名演說抵抗焚書坑儒外，相當「有趣」的一段事蹟大概就是曾在1932年參與了對在美國華盛頓廣場抗議的老兵們的武裝流血鎮壓（相關與事者還包括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與巴頓將軍（George Patton）），這個小辮子最後成了李敖反美帝再三提起的故事。

註二、上面的照片不是焚書坑儒，是Dartmouth的營火晚會。

典型的東方病與斯德哥爾摩病徵

以下轉錄總是讓我陷入沉思的Arthur學長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一文以及對台灣社運的批判。

-- ＜典型的東方病與斯德哥爾摩病徵＞

-- By Arthur Chen

不知怎麼的，從第一篇（最下面）以降的，都覺得好像是偽科學（笑）。附帶回個觀點你提到 「科學發現世界，哲學詮釋世界，知識改變世界」自己淺見則是：
哲學詮釋科學，科學發明知識，知識改變哲學。「世界」呢？不過是腦子裡的知覺（或幻覺），這個集合名詞本身就是一種詮釋。

台灣的社運問題，雖然自己稱不上是專家，但只從兩點來立論。

第一是典型的東方病，就是不談手段、實務、步驟的虛無學術養成。
好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聽起來爽的東西通通想要，問題是怎麼為公？「公」指得是什麼？西方花了百年來形成哲學與架構，又再花百年來設計監督與制度，最後又花了百年來測試修改。非歐陸起源的新興民主多半是在早期的政治菁英主義下，直接抄引西方制度來套，於是問題百出，因為缺乏了如棋般的步步推敲，於是在根源上養成了某種"湊答案"的方法論問題（已經接受西方經驗是答案，然後再來本地環境裡倒推拼揍）。
問題是：就算是服從既定規則而行的棋局，有沒有辦法從結果的局勢去倒推每一步前手？再有經驗的棋手也是多半搖頭，硬套棋譜固然可以，但只從盤面結果倒推，是不能知道兩方在哪一步曾經犯了錯誤。而現實豈有固定路數？在發散的混亂下怎麼可能用封閉系統的邏輯理則倒推每步？

第二是顯著的斯德哥爾摩病徵。
對於錯誤為惡的宰制權力，既不積極地抵抗、也不消極地不合作，反而自找理由說服自己緊抱大腿產生認同，似乎認同惡，自身的痛苦就消失了，典型的遊離症狀......
無藥可救。

邁向獨裁之路

-- 自由主義如何否定獨裁制？

就歷史角度而言，自由主義的思想起源於歐洲反君主封建時期。在個人經濟、思想、和政治自由都層層受到箝制的君主封建氣氛下，不難理解自由主義思想是不會相容於單一威權和階級式的君主封建制度、亦或是後期具有同樣威權性質的獨裁制。

就經濟角度來說，（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集權（極權）式的計畫型經濟政府或獨裁式政府有著根本上的缺陷，亦即再怎麼全知全能的領導者都不可能立即且全面的掌控龐大的市場資訊，因此在這樣集權（極權）式的操縱或調控下，市場並不會比「完全放任市場中的個人來自由決定供需與價格」來的有效率。就這個意義來看，（古典）自由主義者是完全反對任何形式的集權（極權）和市場干預的。

另外，就政治層面來說，前文曾提到古典自由主義學者認為政治自由乃是用來確保經濟自由的手段（或者後期其他自由主義流派不再視政治自由為手段，而把政治自由視為和經濟自由一樣重要的目標），而獨裁極權制度扼殺了個人的政治自由，因此不見容於自由主義。

Hayek在他1944年的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提到，獨裁政治的起因乃是來自於人民對中央集權式計畫型經濟失敗後的絕望，轉而誤以為支持更強大的獨裁力量便能有機會改善，殊不知這樣的選擇正是一步步踏上一條擁護獨裁而失去自由的奴役之路。

對民主亂象產生絕望而轉向支持獨裁，恐怕也一樣會是一條邁向奴役之路。極權與獨裁，無庸置疑的可以消滅民主亂象，但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追求這樣一種Hayek眼裡的「奴役之路的盡頭」與Popper口中的「開放社會的敵人」以期望消滅民主亂象，不過是飲鴆止渴罷了。

-- 以此文回應（感謝）Yoshi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一文的評論

演化謬論

今天的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一篇有關演化的報導。文章中指出未來的人類將會演化出兩類截然不同的人群。其中一群較為高、瘦、美（對稱）、聰明、富創造力；另外一群則持相反特徵。

簡言之，這位英國演化學家（Oliver Curry；倫敦政經學院、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指出，由於生物在擇偶時，普遍而言會有「偏好選擇與自身具有相似特徵對象」的傾向。根據這個演化生物學上的假設，Oliver Curry認為，富人、知識份子、和上流社會階級因為大多數具有「高、瘦、對稱、聰明、富創造力」等特徵，因此，這些人在擇偶時，會傾向於選擇具有相同特徵的配偶。久而久之，這個傾向將會提供演化的驅力，使得具有這些特徵的人自成一群，而具有相反特徵者則會另成一群。

以下為對此謬論的駁斥：

一、首先，生物具有「偏好選擇與自身具有相似特徵對象的擇偶傾向」仍然只是個假設而已，利用這樣一個尚不知正確與否的假設來做推論恐怕不具信服力。

二、即使預設上述假設為真，這些Curry所定義的「上層階級」在人口中屬於相對少數，有鑒於這些「上層階級」的生育率日益下降，究竟這一群人能夠提供多大的演化驅力著實令人懷疑。

三、即使前兩項反駁不計，這些特徵能透過遺傳而傳遞的成功率有多高？或許身材和遺傳有關，但聰明和創造力呢？

四、Curry口中的五組上層階級特徵（高、瘦、對稱、聰明、富創造力）並不具有必然的相關性。換言之，高的不見得瘦，瘦的不見得對稱，對稱的不見得聰明，聰明的不見得有創造力。因此 ，即使前述三項反駁都不計，即使千年後真的演化出所謂的「上層人種」，該階層中也會充滿歧異性。換句話說，該階層中可能會有僅「富創造力」但不高不瘦不對稱也不聰明的。這樣充滿歧異性的「上層階級」還能稱之為上層嗎？這樣的「階層」還能稱之為存在嗎？

五、即使前四項反駁都不計，社會階級不斷流動，不具這五項特徵「下層階級」隨時可以有機會在獲得金錢與權力後晉身「假性上層社會」（亦即不具有該五項特徵，但卻擁有相對較大的機會可以對具有這五項特徵的人進行性支配）。舉例來說，不具這五特徵的獨裁者和土財主要娶（嫁）具有這五特徵的女（男）性很容易。

六、有人可能會說，既然第五項中的「權力」和「金錢」這麼重要，那就不如把這兩組特徵也加進前五組特徵吧。如果要這麼做的話，那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口才好」、「強壯」、「有才華」、「性感」、「壞」……，但這樣無限增加下去，不正好突顯出Curry理論的荒謬嗎？

七、即使前六項反駁都不計，那麼還有「偷情」一途。這一項我想就不用贅言了。如果有人要說，大好偷情機會在眼前這些「上層階級的人」可能會理性慎重考慮對方的階級和多項特徵，再決定要不要偷情，那我想這些「拒絕偷情」的人恐怕會處於演化上的劣勢而早該在演化早期就被淘汰了。

結語是，以上的評論似乎有點小題大作了。不過對於這類偽科學式、思想不嚴謹、譁眾取寵、危言聳聽、暗藏社會達爾文思想的荒謬理論，不大加撻伐實不為快。

註：Oliver Curry: ” The mating preferences of the rich, highly educated and well-nourished could ultimately drive their separation into a genetically distinct group that no longer interbreeds with less fortunate human beings. Privileged humans might ove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evolve into a “gracile” subspecies, tall, thin, symmetrical, intelligent and creative. The rest would be shorter and stockier, with asymmetric features and lower intelligence.”

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

美國的（或者所有的）自由主義思想根源來自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John Lock）在＜論政府＞（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中所主張的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儘管洛克同意政府的形式存在，但就我所知，洛克並沒有明確的為民主體制辯護。

在後續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眼中，民主向來只是追求和維護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獎；Wittgenstein的表弟；Karl Popper的摯友）來說，民主體制只是用來達成與維護個人政治自由的手段之一，而政治自由則是用來確保經濟自由的手段。

奧地利經濟學派另一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的老師）也同樣認為，自由的一切根基來自於個人的經濟自由，其他的一切均為達成此一目的的手段。對某些自由主義學派而言，政府與民主不過是「必要之惡」，民主其實與多數暴力、集體式的專制所去不遠，更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甚至認為即使無政府亦不為過。

因此，全力追求民主從來不會是這些自由主義者所要強調落實的目標，只有自由本身才是。相當然爾，自由主義者也不會同意如Yoshi文末戲謔提起（還是你是認真的？）的獨裁和寡頭專制，即使是請柏拉圖（Plato）來當哲學家皇帝也是一樣。

秉持洛克的自由主義理念而對英國發起獨立戰爭的美國在獨立後一直延續著自由主義傳統，於波折中在二十世紀中葉來到巔峰，但這個時期的多元自由主義文化使得自由主義者多半秉持道德相對主義，認為道德原則不是普世不變的準則而可以是多元自由的（或是根據文化情景而變動的）。同時，自由主義對無神論、多元文化和相對價值的包容（或相容），夾雜著同樣主張多元自由的後現代主義對單一理性傳統價值和權威詮釋的解構，導致了保守主義的全面反撲。

保守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造成了社會失序與道德淪喪，同時高舉著回覆新教傳統的衛道大旗，在雷根（Ronald Reagan）的保守政策下美國全面轉趨保守。在二戰後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加持之下，「民主體制」搖身一變成了美國價值體系中的首要推廣「目標」，而「武力」則戲劇性的成了維護和推廣民主的手段。

布希（George W. Bush）的共和黨政府在連續兩場倉卒發起的中東戰爭中身陷泥沼，意識形態矇蔽國家利益的外交國防政策、窮兵黷武式的揮霍國庫、擁宗教、反科學、以及近期的共和黨議員醜聞，終於使得民主黨自由派逐漸復甦，有興趣的人不妨留意眼前的期中選舉與兩年後的總統選舉結果，看看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傳統是否有機會成功復興。

---------------------------------------（後記）----------------------------------

感謝Yoshi在法蘭西斯福山與新保守主義一文的評論中提出了有趣的觀點，他認為有意義的革命或社運，一定有許多關鍵的中介社運知識份子參與，而台灣社會似乎缺乏這種能夠居中於理論與社運間的中介斡旋人才，他也對這個現象提出了獨特的詮釋。

對於台灣社會是否是真的「缺乏這樣的人才」，還是這樣的人才其實並不缺乏、但卻因為台灣的社會運動缺乏理論和原則性思想訴求而使這些人「不願意在社運中出現」，或者其實這些人已經出現在社會運動中了（但卻因為這些社會運動根本缺乏深層訴求而使這些人的參與徒成無米之炊），真正的實際狀況我並不清楚，不過這似乎是個不難回答的經驗命題，希望了解台灣社運的人能多做補充。

Yoshi同時也質疑實踐民主的可能性。由於最近剛好對美國的民主、以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間的興衰抗衡史很有興趣，上文便是對此議題的觀察和整理，用來離題式地回應Yoshi岔了題的評論。 : )

理論過度延伸

“Only daring speculation can lead us further, and not accumulation of facts.”

-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認為科學演進的關鍵不在於事實的累積，而在於過人的臆測與洞見。正確的臆測與洞見對科學與社會當然是好事，但無奈多數的新興理論多半是錯誤或不完整的，若太輕易的接受了這些草率的臆測與失敗的洞見，則會導致「理論過度延伸」（theory over-generalization）而對社會造成負面衝擊。

理論過度延伸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舉例來說，John Money （1921-2006）是最近剛過世的知名且富爭議性的美國心理學家與性別學家，Money從他對雙性兒童（intersextual children；出生時具有雙性器官）的研究結果論斷道：雙性兒童的性別心理（性別認同）在剛出生時是處於中性的未分化狀態。

換言之，他認為雙性兒童的性別心理或性別認同（認為自己是男性或女性）並不受到出生時的生理狀態影響，而可以在手術決定性別後，透過後天的環境塑造來改變。

1955年，Money將他的理論延伸，主張上述結論不但在雙性兒童的例子上成立，在正常兒童身上亦然。換句話說，他認為人類（不僅只於雙性兒童那些特例）的性別心理或性別認同不是由基因或生理狀態所決定，而是在成長的過程中由社會經驗塑造而成。

在半世紀後的今天，許多證據並不支持Money的理論且顯示出這個理論已然被過度延伸。無奈的是，這個理論已對學界和社會造成巨大衝擊。在1955年這個過度延伸的理論出版後的二十年間，已有超過一萬五千名的兒童進行了性別決定手術。許多接受了手術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出現了心理性別和生理性別的嚴重衝突。

「理論過度延伸」在其他領域同樣惡名昭彰。1969年，傳統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創始者Marvin Minsky 和 Seymour Papert以數學形式證明單層神經網路有著計算功能上的缺陷。他們據此而延伸他們的理論，論斷神經網路毫無可行性。這個推論最後被證明是錯誤的，研究顯示多層的複雜神經網路並不存在上述的計算功能缺陷。但為時已晚的是這個過度延伸的理論已經扼制並延宕了神經網路研究達二十年。

同樣的，1950年代盛行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主張人類的主觀心靈狀態（如意識現象）無法被客觀觀察，而應該被排除於科學研究的範疇之外。這個學派的主張導致了「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名詞長期成為認知科學與心理學研究的黑五類，造成了對主觀意識現象的研究遲緩了數十年之久。

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修模（David Hume）在兩百五十年前就慎重的質疑過因果歸納（induction）與外推法則（extrapolation）。「理論過度延伸」的惡名有過之而無不及於這些受到質疑的邏輯思考方法，「草率的理論過度延伸」現象應該受到學界的重視才能避免付出龐大的社會代價。

與完型心理學大師錯身而過

結構心理學派（Structuralism）是十九世紀末期心理學的主要流派。作為一門急切想掙脫「不科學」惡名的新興學門，早期的心理學家在受到俄國化學家門德列夫（Mendeleyev）震驚科學界的元素週期表啟發之下，主張人類的知覺（perception）是由許多的基礎心理元素（mental element）所構成，一如物質可以被分解成化學元素。

和結構心理學派立場相近的哲學家包括羅素（Bertran Russel）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於嘗試把心靈狀態化約成基礎心理元素。

結構心理學派在二十世紀初期逐漸遭到質疑，主要的挑戰者來自三位德國籍心理學家：Wertheimer，Koffka和Koehler。被稱為完型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創始人的Wertheimer在凝視駛離維也納的火車窗外風景後，突然領悟到「動態知覺」並不存在於客觀世界，而只是人類視覺系統對外在世界的詮釋。舉現代的例子來說：電影雖然是由許多靜止的畫面圖像所構成，但在快速連續撥放之下，看電影的人便會感受到動態的視覺效果。

換言之，完型心理學家認為人類視覺系統在兩張靜止的圖像之間加入了動態知覺，因此，他們主張心理知覺大於（或不等於）基礎心理元素的總合：”The whole percept is different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正當完型心理學在德國聲勢如日中天之時，卻不幸與納粹狹路相逢。身為猶太裔的Wertheimer和半猶太裔的Koffka在希特勒政權下被迫流離前往美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血統的Koehler雖然沒有被迫驅離，但他卻在勇敢的抵抗納粹後選擇離開德國。他在課堂上公然對學生表達知識份子應該勇於堅持立場與理想並抵抗威權，並在1933年四月在柏林報紙上發表文章批判納粹惡行。1935年，心灰意冷的Koehler選擇移居美國。

同一時期大批猶太裔知識精英投奔美國，直接與間接的促使美國在二戰後文化政經科技水平扶搖直上。Koffka先後任教於康乃爾、Univ. of Wisconsin、Smith College；Wertheimer前往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至於Koehler，他輾轉來到了Dartmouth College，最後於1967年在我住的新英格蘭小鎮Enfield辭世。

法蘭西斯福山與新保守主義

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上週到Dartmouth 演講。被認為偏向新保守主義（new-conservatism）立場的福山活躍於美國政界和學界，他任教於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並以首位專精中東事務的學者身分成為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小組的固定成員、隨後擔任該小組歐洲政治與軍事事務副主席。同時於01-05年出任布希政府的生物倫理顧問團成員。

福山的成名作品為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終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在書中論斷人類政治經濟的最終形式將會是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儘管他在書中的論證飽受批判，但他所鼓吹的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反極左社會主義）已然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兩個重要價值信仰。

福山在他的新書＜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與演講中提到，新保守主義起源於二次大戰前後紐約（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猶太與愛爾蘭移民後裔。這批原本推崇托洛斯基（Trotskyites）的左派知識精英，在對史達林（Joseph V. Stalin）政權失望後，立場由左轉右趨於保守，並揚棄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同時強調維護國家利益與民主體制。

冷戰結束後，蘇聯政權的一夕崩壞更加強了新保守主義者的一貫想法：不民主的政權向來都是處於「超臨界的穩定狀態」，只要稍微加以外力便會崩毀。因此，當這些他們所信奉價值信仰遭受挑戰與威脅時，新保守主義者願意動員一切力量來捍衛與推廣這些信念，包括以武力移植民主。

2006年二月，向來被視為和新保守主義同一陣線的福山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抨擊布希主義、並和新保守主義劃清界線。他認為新保守主義已質變並同流於單邊主義與霸權主義，同時他也質疑這些激進派新保守主義者的手段是否正當。他在演講中重申他仍然深信民主體制與自由市場機制會是人類政治經濟的最終模式，但布希政府在推廣這些價值時所採用的激進新保守立場與單邊霸權手段不但缺乏正當性，效果更是令人質疑。

演講結束後有位學生問到，新保守主義者如何在國際間積極拓展民主和自由經濟的過程中避開阻擾與困難？福山笑答：”Whatever you do, don’t start a war.”。

發現 詮釋 改變世界 (留言區)

最近比較忙，寫文回文的速度整個石化。沒時間寫正經文，就把這個網誌的第一篇文章拿來當做留言版的祭文好了。以後大家要留言胡鄒之類的，就放在這篇的下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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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 Karl Marx（1818-83）

馬克思（Karl Marx）認為哲學家們徒為世界提供了多樣的詮釋，但卻忽略了關鍵在於能否改變世界。在1883年馬克思死後的百年之內，馬克思主義以政經改革和社會運動的形式席捲全球，短短數十年間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及其政權皆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其衝擊的規模和速度非但空前，而且絕後，遠遠超越了人類文明史上任何一次的意識形態擴張。包括全盛時期的中亞伊斯蘭、西歐基督文明、與東亞佛教等宗教的擴張速度都難望其項背。

有趣的是，馬克思年輕時的信條正是 "The foundation of all criticism is the criticism of religion"，如果馬克思親眼見証到以他為名的知識力量超越他所憎惡的宗教力量，或許在大英博物館中默默渡過大半輩子的他會倍感欣慰。

身為哲學家的馬克思不滿足於躺椅中的哲思，期望以知識和行動改變世界。而我身為科學工作者，則希望能前進知識與世界的邊境，探索並提供世界的新面貌讓哲學家和人類得以重新詮釋並進而改變世界。

科學、哲學與社會運動一如十五世紀的航海家、製圖家與西班牙皇權。航海家發現新世界，製圖家則從航海家獲得新大陸的資訊後詮釋並繪製世界的輪廓，皇權進而前進並改變新世界。在探索世界、知識和真理的途徑上，三者合作並進、缺一不可。

科學發現世界，哲學詮釋世界，知識改變世界。希望這裡能提供一個空間讓大家一起發現、理解、詮釋、批判、並以知識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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