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迷思？

以下是 Arthur 學長對近日來板上文章的萬言針砭，讀的我膽顫心驚...

--＜自由的迷思？＞

-- by Arthur Chen

『有些東西容我稍加補述一下，特別是自由主義的部份，Gary說你對這流派有點涉獵與偏好。一言蔽之，個人淺見並不須強把源起於以政治為討論主題的哲學之傳統自由主義（也就是天賦人權、民約論、政府契約說...那一套）與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看成有起承關係的同一道統流派。

固然，我明瞭米塞斯以降的論述，在乍看之下或者考究來看，起與承的關係是真的存在，但是只要被這個史觀「詮釋」佔住，亞當斯密的重要性就會被大大低估、奧國學派（米塞斯等）的評價大致得當、海耶克與偏向美國學派的史帝格勒、史賓塞等的評價就會過度高估。

大致看來，有一種模糊存在於你的陳述之中（當然，事實上這種模糊也真的存在），也就是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其實也許雖然定義較鬆、但比較貼切的名詞是對於制度偏好上的自然主義傾向）、傳統以政治為目的的自由主義與休謨的經驗主義。

整個來說，亞當斯密的經濟世界觀似乎大開倫理學、政治學、哲學一類可以進展到社會科學的可能。然而，美麗的初衷畢竟是被有心人給挪用。透過他對於經濟行為的描述，人們理解到，透過你所不知不識、甚至毫不相關的人們間競爭交換所產生的價值「正確」，對於自身行為產生了偌大的幫助與指引，這種幫助有時也會以世俗的財富方式顯現。但這個描述等不等同於：我們當視得自於競爭交換的市場價值衡量為最高標準？資本家與貴族對於抬高市場的言論如此見獵心喜，忘了看亞當斯密接下來要說的是：富人當盡量慈善，望似全然付出的慈善有時透過市場也會從相識相關的人們手中得到回饋，這種回饋有時也是以世俗的財富樣貌呈現。

唸出咒語本身並不可怕，不要忘了，兩向的陳述中的「有時」，上帝就在那裡，檢視著人們...但人類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過度操弄效用云云的辭彙，用看不件摸不著的「剩餘」把市場交換推向至高無上的價值準則頂峰的企圖，召來的是社會主義思潮的一時美好幻夢、與社會主義政治的幾世惡靈。

說實話，海耶克對於經濟理論本身毫無貢獻，或者說有貢獻但可惜好像已經失傳。這麼說的原因在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致命弱點在於時間，也就是時間過程中，人們形上的偏好、與形下的價值追求行為之改變情況無法做出一致性的統整。這種時間所賦予在人行為上的意義，翻譯成經濟理論語言叫做「資本」（這個「資本」與馬克斯的資本、世俗觀點上的資本、新舊凱因斯學派的資本其實是盡不相同的）。據聞海耶克對於資本的觀點前所未聞，有某種無法一般化的性質。個人猜測可能是某種被決定性，也就是並不以供需為均衡動力，而是某些侷限下全然被動性的調整。

那麼，他做了什麼？最貼切的景象就像是大法師中的梅林神父，費盡全力想從政治界中驅逐共產政治（我強調是「政治」，也就是共產的實行手段，共產思潮本身不見得有罪，或者說，不過是犯了與重商、資本主義一樣的罪）的惡靈。舉凡當時任何沾上共產思想方法的政治觀念、市場手段、政策措施；抑或是任何試圖求取共產與市場經濟的調和做法與言論，一概痛擊毫無轉圜。他的著作與其說是經濟文學，不如說是經濟學教授的政治文學。不要誤解，我沒有貶抑的意思，那種一夫當關、力戰而竭的蒼白，正是昂揚的人文精神與入世情懷。簡單說，竊以為奧國學派以米塞斯的關注領域為本宗。也就是對經濟行為的個人向內心理側寫。這種個人性的向內剖析本身有助於強化經濟理論的個體基礎。但向外的群體描述過度倚重某些約定俗成與推己及人，政治文學的味道擺脫不掉。

從這裡開始，某種本體論問題登場了。海耶克反對的其實是屬上帝那種全知的降靈、人工造作的分配方式。這種反對當然不絕對等同於認同政治層面上的自由主義、甚至是更狹義的民主制度或政府。奧國學派以降的自由主義與其說是奉行過去自由主義傳統，不如說是服膺自然主義的經濟學者。之所以有這種我所謂歷史層面上的自然主義傾向，在於交換與市場始於未明的遠古、起於牆邊街尾；但世俗觀點上的市場，必須以保障私產的民主政制為前提。然而，非得各人全然自由才有市場交換？非得民主政制才會保障私產？只要兩個答案可能為非，傳統自由主義與相信自然延遠秩序的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仍然得不厭其煩地補注是經濟學家的政治文學與制度傾向）之間永遠有無法縫合的裂隙。裡一層的涵意更為可觀，若是世俗上市場存在的事實本身不能反推全然自由選擇，市場必無法絕對保證是最高的價值衡量標準。再下去就不說，太麻煩了。可若是某些共產思潮奉行者挖出目前最古的史前社群遺跡然後考據出他們實行共產，接著對這些注重延遠秩序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大加踏伐嘲笑，便是最科學的幼稚了。

我很是憂心這種很科學的幼稚（好威權的用字），你引那個擇偶問題就很有這個味道，於是居然自己沒有任何耐性看完本文與其他評論。在弄不清楚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對人的養成影響的途徑與比重下，談這類的任何觀察研究不管過程多科學、統計多嚴謹，都是隔罐取藥（若非常理無法度之的特異功能便是眩目魔術）。自己無意介入學門間的相輕相重，但絕不會說什麼各個學門一樣重要、一樣有價值一類的渾話。人類行為相關學門要能夠科學化，倚靠的不是研究過程的科學嚴謹，而是要能夠將外顯行為動力化。找出驅動人表現出某些行為背後的動力動機，把動力動機間的互擾與關連進行場論化，才會得出類似於物理性質的行為學描述。若不走這個方法路線，必然地會走向某種歸納方法而變成泰半的倫理學抑或是全然的政治學。

不再堆名詞了，太多名詞讓人頭暈。拿類似於你引的研究的情境來做方法範例。讓足夠多的受測者在一堆足夠多的人當中選擇出各人偏好的對象，然後記錄每個被選出的人的量化客觀特徵（高矮胖瘦、容貌對稱），經過連串的統計與迴歸，然後聲稱我們找到人普遍的外觀偏好標準，這就稱得上是行為科學嗎？在我眼裡這是很標準的GIGO（垃圾進垃圾出）。但若方法改成：觀察受測者所選出的偏好對象，會在哪些客觀特徵出現多少量化改變時讓受測者琵琶別抱改選他人（如被選出者的其他數值不變，但身高增加或減少多少後，受測者會改選他人），稍稍嚴謹的，會做多因同時變動對於選擇結果的影響，然後找出各因子間的抵換關係。最後，再把這些造成選擇改變的因子變動量做比對找出是否存在某些一般性水準。這樣的研究我會有興趣稍稍看上兩眼。

分不出上面兩個做法表面上的研究方法與背後的方法論有何不同的，走學術不容易有大成的。簡單說，第一個普遍做法中含有主持試驗者對美的主觀詮釋，也就是在選擇劃分變數時等同對於美的決定因素做出隱命題，接著的資料處理過程上由於變成把各人選擇結果對號入座，主事者的主觀詮釋便徹頭徹尾地污染整個數據。簡單說，聲稱「美」的組成成份的必然自以為是上帝，多樣而不定、認知侷限的人類能夠找到的，至多不過是美的可能「邊界」所在與寬度（當然別把科學那種算式兩邊搬來搬去的那套拿進來，把實驗倒轉成定義「不美」的成份不會比較簡單，而且也同樣傲慢）。不要誤會，這個例子並不直接在回覆你的擇偶文章，那個研究有其他的問題在。而是為了解釋我一向批評的偽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到底在指些什麼。但也不要誤解，研究方法的問題與方法論上的問題是兩件事，只是一般歸納法研究中常常兩個毛病都有。

正是時候回到自由主義的論述。上面的範示正好顯示著經濟學上的（或者說分了新舊的）自由主義到底在想什麼，採取先驗態度、採取近無機化的類物理分析架構卻又相信某種惘惘的自然秩序，驗證方法就會出現某種特殊性。這種避免先驗法中的必然之錯的齊質假設、又不服從全然的經驗主義、也知道不能走上傳統自由主義與經驗主義及實用目的過度相合產生傲慢的政治性質，但卻相當科學地呈現人的知的局部性。

一眼望去，方法上的怪異性本身必透露背後的某種場論觀點，也就是各種因素以何種樣貌相互影響糾纏。舉個例子，有相當學者認為會計制度的發明是某個時期人類的最重大「發明」，這個發明「對」嗎？這麼易於理解的工整其錯的成份真是9999，因為假如簿記值正確，不會憑空掉下來一個投資學與財務工程。好了，會計加上投資財務學「對」了麼？錯的成份還是9999，因為假如這樣就對了，不會天上掉下來一個貨幣理論。到這裡總算「對」了吧，遺憾的很，若是如此不會憑空出現所謂的資本全球化。那麼總算接近對了吧？答案還是遺憾，若是正確，不會出現無形層面的各式各樣國際原則協定、有形的如WTO一類的國際組織。該「對」了吧？殘念，若這些終於離「對」不遠，不會出現一個沒有人知道怎麼解決的美國雙赤字。這個討論過大，不免某種神祕主義色彩。小一點的剛好就可以拿福山的觀點來作。眼見美國跨國企業日趨壯大，所以終有一日，企業會取代政府，這種言論雖非妖言但是惑眾。奧國學派以降這些自由主義者雖然寬容地接受某些自然秩序，卻有相當部份的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政府不是長久以來都存在的嗎？辯論上唯一的操作空間是歷史中的政府或大或小。可沒有被理解的，政府存在的原因到底為何？若說經濟學齊質假設的遂行實際上是對於窮人的一種起跑點的終極剝奪，那政府往往是救濟經濟學說錯誤在執行面上的手段，這種手段往往毫不效率但是至少有效，想想歷史上有多久的時間，政府一直是世俗富人階級的對手（雖然政府自己本身往往是另一群富人），但對抗至少保持某種階層流動。同樣的道理，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制度在美國大放異彩，這種成功並不來自於該制度本身具有優越性，泰半是因為那種人人有股份、人人會致富的印象與美國式的民主經驗相合而產生的雀躍，現今不正滿目瘡痍。股份制公司自始自終就不是一種完美制度、分析下來反而是種短視近利、投機性高的畸形制度，特別是金字塔型的股東結構本身傷害資訊流動，最後都只好透過外部的更高權力與更複雜嚴密的市場監理來防弊救濟。單從權力觀點，越大的跨國公司不正需要越大越複雜的外部高權來制衡，權力的相生相長是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反而是一手為惡、一手補救，越玩越大就越來越依賴全知與道德，偏偏兩者都是只聽說過，從來沒有人看見過。

一個跨國公司影響力或許可能大過一個小國的政府，可權力關係所在，該跨國公司所屬的政府權力永遠不亞於其企業（但分析中有一點不可不慎，權力高不能保證手上的資訊也充分便是）。這仍然是種本體論辯證，到底所謂的「大」是以何為本體？

民主若給人以哲學家皇帝烏托邦的景象，那麼這幅圖畫顯然寫生自希臘城邦，可希臘衰亡於詭辯。對於詭辯的恐懼，如何演變為西方一段時間裡，兩方爭執不下就引刀決鬥，讓上帝用生死來顯示其裁判（西方人並不笨，豈有不知道這可能是被肌肉與反射給決定了之理，但是總得讓一方閉嘴）。這種傳統如何經歷國家戰爭、宗教戰爭、種族戰爭甚至世界戰爭，流了幾百年的血之後才知道喊出口號、煽動民粹、鼓動國家榮光的代價慘重。美國曾經花費5、60年由政治、哲學、倫理、宗教各方菁英討論要把美國塑造成怎麼樣的國家，最後的選擇是打造一個修正版的古羅馬帝國，修正的部份是把改良式的基督教放進社會統治體系中。無從得知人民擁有槍枝是被夾帶還是本來就規劃在裡面，但這種提高民間風險的做法不正恰好封印住政客在國家內部切割族群鼓動民粹的企圖；或者說，切割族群鼓動民粹從來不困難，問題是有槍的民眾動起來任何事情都會發生，這種風險逼得政治人物得要講道理。試想，台灣若槍枝合法，那些台獨基本教義派會是何種樣貌？可能的答案是：若非如同日據時代那樣龜起來一副順民樣，便是早早在街頭被擊斃了，依台灣那種扭曲的腦袋，這些受害者家屬可能反而跑到鼓動民粹的政客家裡拉白布條。當然，這陳述自然是檢討選舉投票制度的外一章，只是拿個範例來談我口中的制度互擾。

原諒我不服從部落格的遊戲規則，把一堆文章一起回評。原因在我想提的是從以前交談就一直隱隱覺得有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要釐清，否則讀自由主義會讓你兩頭落空。先驗與歸納中間是沒有模糊地帶的，兩法要得到一致而同樣的理則正確與結論一致，必須在某種全知的統一場之下。過去大半歷史中，夾在中間是神學，近代發展的是抽掉因果與時間的渾沌方法、或者帶有過度引申風險的量子弧描述。新的自由主義論者特有的調和態度卻要符合先驗科學，若不是強而有力的政治態度來表現，便是隱諱的特殊研究方法。對這個部份不知，等於過門不入。而停留在歸納方法卻談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充其量就只是政治傾向，而無法進到方法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