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October 11, 2006

法蘭西斯福山與新保守主義

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上週到Dartmouth 演講。被認為偏向新保守主義(new-conservatism)立場的福山活躍於美國政界和學界,他任教於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並以首位專精中東事務的學者身分成為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小組的固定成員、隨後擔任該小組歐洲政治與軍事事務副主席。同時於01-05年出任布希政府的生物倫理顧問團成員。

福山的成名作品為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終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在書中論斷人類政治經濟的最終形式將會是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儘管他在書中的論證飽受批判,但他所鼓吹的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反極左社會主義)已然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兩個重要價值信仰。

福山在他的新書<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與演講中提到,新保守主義起源於二次大戰前後紐約(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猶太與愛爾蘭移民後裔。這批原本推崇托洛斯基(Trotskyites)的左派知識精英,在對史達林(Joseph V. Stalin)政權失望後,立場由左轉右趨於保守,並揚棄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同時強調維護國家利益與民主體制。

冷戰結束後,蘇聯政權的一夕崩壞更加強了新保守主義者的一貫想法:不民主的政權向來都是處於「超臨界的穩定狀態」,只要稍微加以外力便會崩毀。因此,當這些他們所信奉價值信仰遭受挑戰與威脅時,新保守主義者願意動員一切力量來捍衛與推廣這些信念,包括以武力移植民主。

2006年二月,向來被視為和新保守主義同一陣線的福山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抨擊布希主義、並和新保守主義劃清界線。他認為新保守主義已質變並同流於單邊主義與霸權主義,同時他也質疑這些激進派新保守主義者的手段是否正當。他在演講中重申他仍然深信民主體制與自由市場機制會是人類政治經濟的最終模式,但布希政府在推廣這些價值時所採用的激進新保守立場與單邊霸權手段不但缺乏正當性,效果更是令人質疑。

演講結束後有位學生問到,新保守主義者如何在國際間積極拓展民主和自由經濟的過程中避開阻擾與困難?福山笑答:”Whatever you do, don’t start a war.”。

1 comment:

Yoshi said...

或許有些岔題,但福山對民主制度的樂觀期望,讓我想針對台灣最近熱騰騰的民主社運,發表我的看法。

很多人樂觀的說,台灣現在這樣亂七八糟是民主必經的痛,是民主的必要進程。但我漸漸懷疑這說法的可靠程度。我認為,許多號稱民主社會運動的非理性濃度過高。而過高的原因很複雜,我先從社會運動背後所需的東西開始談起。

社會運動必然有非理性層面,否則運動無法擴大也無法持續。但一個理想的社會運動背後至少要有足夠(深度)的思想或理論做支持。那是一個好的社會運動的必要條件。觀察西方歷史,重要的運動或革命背後都有極具深度的思想與理論,無論是人權、公民權、女權,甚至是近代的性權,在思想與理論這面向上都有這共通性。

雖然不見得每一個親身從事運動的人真的都懂那麼多理論,多數人其實還是憑著一個相對簡單直覺的(道德或規範或價值的)信念以及一股熱情參與,但我認為那些理論扮演的角色除了是趨力,更是一種限制力(constraints)。它使得社會運動不至於流於純粹的集體衝動或完全的集體盲目。

那麼,台灣的問題在哪兒呢?在於沒有人提理論嗎?不,這才是有趣的地方。台灣的問題並不在於沒有理論,也不在於沒有鑽研理論的人才,台灣的問題在於,理論被困在象牙塔裡,與社會脫勾,對大眾幾乎沒有影響力。因為我個人背景之故,我舉農業為例。農業科技與農業科學走到今天已經非常地精緻與複雜。但若實驗室裡的發現沒有相映的中介推廣人才,那麼,那些昂貴的研究最後就只有留在期刊裡的價值而已。這也是為什麼農學院裡有農業推廣學系,培養中介人才,將難解難懂得東西,透過比較入世的方式,與第一線的農民接觸溝通並使之受益進而使所有消費者受益。

類比到社會運動。我並不認為在大學裡教書的經濟學或社會學或法律學教授有上第一線戰場的義務;甚至,我認為,他們根本就不該上場,理由很簡單:他們往往無法與多數人在短時間內溝通(這是訓練使然,相信在學院待過的人都知道我在講什麼--我們被訓練成說話要十分謹慎,避開這避開那兒的,但也因此失去了用三言兩語打動人心的能力,至少相對來說是如此),他們往往沒有群眾魅力,他們往往因此被貼標籤,失去其知識權威的地位以致於什麼也不是。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運其實也是一個行業,雖然不賺錢。它也強調資歷。試問:一個花了人生大半精華歲月在研究室與圖書館或實驗室的教授,若要上第一線,要怎麼服人?這是硬碰硬的社會心理問題。

因此,正因為台灣的許多社會運動缺乏這樣的中介人才,使得運動與理論是脫勾的,理論無法透過中介人才影響或決定運動的方向。拿最近一次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來說,主導者幾乎都是政治人物。講難聽點,他們懂啥?他們算是稱職的中介人才嗎?不是,他們頂多自己唸過點書而已。理論?還是免了吧。他們會寫那兩個字就偷笑了。有學問的人呢?真的有影響力嗎?扮演了什麼關鍵角色嗎?我很懷疑。有學問的人真正有價值的地方應該是她的想法與看法,而非身份。但顯然在該社會運動中,教授只是因為她是教授所以在那兒。若是說錯話,完了,管妳是教授還是誰,給我滾下台。這就是最頂端的知識份子直接面對所謂的「鄉民」的下場。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缺乏我所謂的中介人才,作為緩衝,作為折衷,作為斡旋呢?我的簡單解釋是反智與強調實用的傳統。這個傳統使得知識份子被擠壓到象牙塔裡。若妳有本事做到知識份子的最上層,妳還可以保全位置,但中級的知識份子呢?在我看來是因此被犧牲掉了。妳當教授,大家還是會給妳一些起碼的掌聲或鼓勵(不過念哲學除外啦,念哲學最慘,妳說妳想當教授還是被噓);但如果是當我所謂的中介人才,沒有位置,人家會說妳不上不下,妳自己也會覺得自己不上不下。

而因為缺乏這種一手拉著頂端學術,一手拉著鄉民的人,所以使得許多社會運動的本質是民粹的、是純然情緒化的、是極易失控的、是完全不受(理智、理論)規範與限制的。

這並非只是我一個哲學系學生的胡思亂想。事實上我就認識這種我認為很有天分的社運中介人才,但因時勢所趨所以轉而從商賺錢去。這種人妳要他真搞學術他沒興趣(或沒能力),但他卻又比鄉民要懂得多,且懂得怎麼說服鄉民、與鄉民相處。這種人才不重要嗎?我覺得很重要。但這種人才要能夠存在,其生存空間要能被維持,需要的是一個氣氛:一個基本上對理性對話、對知識、對理論有一定尊重的氣氛。但台灣的反智與實用傳統對於知識份子存在空間的壓縮,使得這樣的人極少,進而造成「知識與無知的兩極化」。

或許可以說,現狀是分工不理想。一個較理想的社會裡,在任何一個特定向度都是分層分工的。每一層都很重要,都要有一定數量與素質的人從事參與。而台灣,至少在泛知識這向度上,似乎分工不夠精緻以致於兩極化。

我雖然沒有可靠的證據,但我相信西方近兩百年的許多革命,有意義的革命或社運,一定有許多關鍵的中介社運知識份子。這使得馬克斯不需要自己走上街頭,他的理想透過書本就有人實踐。

結語:整體來說我是悲觀的,理由是面對那反智與實用的巨大傳統,我看不到曙光,我看不到台灣知識份子族群如何可能成長到一定數量,並且達到理想的分層分工。我看不到相對少數的知識份子,整體來說影響多數的社會大眾的具體可能。

我唯一看到的是知識份子存在空間的被壓縮。還是回到哲學為例。哲學在台灣是如此地沒有地位,但稍微讀過點書的人都知道哲學有多麼重要。甚至說它是社會靈魂的起點都不為過。而台灣,沒有哲學,也因此沒有靈魂。

最後一點是,在這樣的反智與實用傳統下,我懷疑理想民主實踐的可能,我開始傾向相信某種必然民粹。而要終止這必然民粹,我想到獨裁制。這是我現在能想到的僅剩的,但也一樣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