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決定？

＜引子＞

假設你是一個喜歡看棒球的人，計畫在星期日晚上去看一場你已期待已久的免費棒球賽。但由於星期六晚上空著沒事，你就花了一萬元買了一張高檔歌劇票，就在正要出門去看歌劇時，你突然發現棒球賽的時間改到星期六晚上了，兩者時間重疊因此只能擇一而去。這時你會做出哪一個選擇？去看你期待已久的免費棒球？還是去看你已花了一萬元買票的歌劇？哪一個選擇才是理性的選擇呢？

前提一：歌劇票（一萬元）無法轉售或退票，不去就得認賠。
前提二：儘管你喜歡棒球也喜歡歌劇，但你是一個喜愛棒球些微超過喜歡歌劇的人，因此如果兩者都不用花錢就可以去，你比較會想去的是看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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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非理性決定」？＞

對熟悉經濟學的人而言，這個例子大家應該很熟悉了。儘管熟悉，但我還是很有興趣想知道大家會對這個情境做出怎樣的選擇。剛在網路上測試了一下，受試者約四十人，選擇歌劇和選擇棒球的比例約3：2。

直覺上來說，多數人會選擇去看已花了一萬元買票的歌劇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直覺上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既然已花了一萬元，不去就浪費了」。但仔細想想，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嗎？

為方便討論，我們把「理性」定義為「當有兩種選擇且只能選擇一種時，理性的人會選擇總（心理）效用較大者」。在這樣的定義之下，似乎選擇棒球的人是比較具有「理性」的。怎麼說呢？因為在上面的情境下，一萬元是無論如何都已花掉的成本，而在一個特定的當下作決策時，一個理性的人應該要選擇的是當下各種可能選擇中效用最大者，那既然你是一個喜歡棒球超過歌劇的人，就不應該考慮已花掉的成本，而應該選擇去看效用對你來說較大（你比較喜歡）的棒球。

但是人類的決策行為似乎不是這麼單純，人們總是會傾向於把「看似相關連的」事件在心理上作緊密的連結。例如修姆（David Hume）就認為人類喜歡賦予因果關係在那些「時間空間上總是相繼（相近）出現」的事物上，但實繼上可能並沒有真正的因果關係純在。因此，這些可能存在的錯誤認知有可能會導致不理性的決策。

讓我們改變一下上述情境來極端化這個例子（減弱一萬元和歌劇的相關性）。假設你在星期六晚上已經決定了要去買歌劇票，手上拿了一萬元準備出門，不料卻有歹徒突然闖入搶了一萬元搶後就飛奔而去。無奈之下也只得認了。隨後你接到兩個朋友電話，一個朋友有多一張票問你要不要去看那場歌劇，另一個朋友則跟你說棒球賽改到今晚了要不要去看，請問原本回答原問題時選擇要看歌劇的人現在還是會選擇看歌劇嗎？在這個情境下，一萬元和歌劇在心理上的直接關聯變小了，對一個比較喜歡棒球的人來說，選歌劇的可能性也似乎跟著變小了。 因此，顯然理性的決策過程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出類似「非理性」的決定。（註一、註二）

但真正弔詭的是，儘管在上例中選擇看棒球似乎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決定，我們真的可以說那些選擇看歌劇的人是「非理性」的嗎？這些選擇看歌劇的人其實是在一種錯誤認知（或者說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作出決定的。舉例來說，有些選擇歌劇的人其實堅持著「既然已花了一萬元，不去就浪費了」這樣一種信念，如果他的行為違反了這個信念（儘管這個信念本身可能錯誤），將會給他帶來莫大的心理痛苦，當持這種信念的人在做出選擇看歌劇的決定時，其實對他的心理總效用是最大的。也因此，根據定義，我們似乎不能說他的決定是「非理性」的。嚴格說起來，這些選擇仍然去看已花了一萬元買票的歌劇的人，其實並不是做了「非理性」的決定，而只是「理性」的作了一個「錯誤」決定。而且如果真的把這樣的人稱作非理性，那麼那些實際上是理性、但因為缺乏完備資訊而導致作出錯誤決定者，也就通通應該被稱為「非理性」的人了。

因此，在這個意義下來看，一切的討論似乎又回到了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所有的行為都是理性的」。換句話來重述這個假設：『除非該行為者精神異常，不然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可以選擇時，人類總是會選那個「會對該行為者有著最大總心理效用」的行為』。看來，這個命題似乎是用來描述人類行為時的不變真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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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若你還沒被說服，那我再把情境改一下（拉長時間）。前提不變，依然是：『因為你是個愛棒球些微勝過愛歌劇者，因此如果該場歌劇和該場棒球都免費且在同一天演出，你會選擇去看棒球』。那麼我們現在假設這場歌劇是預定在一年後的中秋節上演，免費棒球賽則是一年後的中秋節隔天打，當你掏出錢準備去訂票時錢卻不幸被歹徒搶走了，無奈之下也只得認了。時間緩緩過了一年終於到了中秋節，突然你接到兩個朋友電話，一個朋友有多一張票問你要不要去看那場歌劇，另一個朋友則跟你說棒球賽改到今晚了要不要去看。請問原本回答原問題時選擇要看歌劇的人現在還是會選擇看歌劇嗎？如前提所說，如果你是一個在該場歌劇和該場棒球都免費且在同一天演出時會選擇去看棒球的理性行為人，那麼怎麼會因為在一年前被搶了一萬元而改變你一年後應當做出的理性決定呢？

＜註二＞，再更極端一點地削弱一萬元和歌劇間的關係。類似前例，假設這場歌劇是預定在一年後的中秋節上演，免費棒球賽則是一年後的中秋節隔天打，正當你想掏錢去訂票時，想到一個月前走在路上掉了一萬元，頓時悲從中來想說如果當初沒掉錢，這一萬元就可以現在拿來買票了，所以你摁奈住，索性不買了。接下來一樣，時間緩緩過了一年終於到了中秋節，突然你接到兩個朋友電話，一個朋友有多一張票問你要不要去看那場歌劇，另一個朋友則跟你說棒球賽改到今晚了要不要去看。如前提所說，如果你是一個在該場歌劇和該場棒球都免費且在同一天演出時會選擇去看棒球的理性行為人，那麼怎麼會因為在一年多前莫名其妙掉了一萬元（在當時完全不是要用來買歌劇票的錢）而改變你一年後應當做出的理性決定呢？因此，顯然理性的決策過程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出類似「非理性」的決定。

藝術品、化妝品、與人類認知

為什麼藝術品（至少某些藝術品）看起來美或吸引人？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曾被Newsweek評為二十一世紀最值得關注的百大人物之一的 V. S. Ramachandran（UCSD、The Salk Institude生物與認知科學教授）提出了十項藝術之所以會吸引人的原理通則（10 universal laws of art）。 ＜註一＞

他所提出的第一項原則是「特徵誇張化」（peak shift）。以女體雕塑品來舉例，所謂「特徵的誇張化」就是拿平均化後的女性身體和平均化後的男性身體作對比，找出相異特徵，而後在雕塑的女體上誇大這些特徵。例如印度女神Parvati的雕塑品對Ramachandra而言，就具體的表現出了這項「特徵誇張化」原則：胸異常大、腰異常細、扭腰的姿態等等。

最近一些研究結果也契合了這個假設。關於男性和女性的臉部特徵研究顯示出，女性的眼睛和嘴巴四週的膚色具有高對比（contrast），換句話說，女性在眼睛和嘴巴四週的皮膚比臉部其他部位的皮膚要來的深。而對男性而言，這個特徵就相對較不明顯。這項研究結果也替「為什麼化妝會讓人變美」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眼影和口紅等化妝品可讓女性的這項特徵誇張化」。

這類研究顯然還稱不上是系統化的科學研究，充其量只是統計加上詮釋而已（大概又要成了Arthur學長口中的偽科學了）。而這些「美學原則」說實在的也可能對人類影響不大（顯然人類的祖先在沒有統計學且不具備這樣可以條陳的外顯知識下，早就知道如何運用這個原則來化妝和創作藝術了）。不過這些研究和詮釋仍然是有趣的，因為他們展現出人類對知識與規則追尋的熱情與洞見。因此其實多談談這類「偽科學」可能也無妨，畢竟一來有趣，二來許多影響人類社會文化歷史的重要思想都不是透過科學研究得來，而多是來自與科學無關的概念分析、道德價值、與思想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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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請見＜A Brief Tour of Human Consciousness＞ by V.S. Ramachandra

自由的迷思？

以下是 Arthur 學長對近日來板上文章的萬言針砭，讀的我膽顫心驚...

--＜自由的迷思？＞

-- by Arthur Chen

『有些東西容我稍加補述一下，特別是自由主義的部份，Gary說你對這流派有點涉獵與偏好。一言蔽之，個人淺見並不須強把源起於以政治為討論主題的哲學之傳統自由主義（也就是天賦人權、民約論、政府契約說...那一套）與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看成有起承關係的同一道統流派。

固然，我明瞭米塞斯以降的論述，在乍看之下或者考究來看，起與承的關係是真的存在，但是只要被這個史觀「詮釋」佔住，亞當斯密的重要性就會被大大低估、奧國學派（米塞斯等）的評價大致得當、海耶克與偏向美國學派的史帝格勒、史賓塞等的評價就會過度高估。

大致看來，有一種模糊存在於你的陳述之中（當然，事實上這種模糊也真的存在），也就是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其實也許雖然定義較鬆、但比較貼切的名詞是對於制度偏好上的自然主義傾向）、傳統以政治為目的的自由主義與休謨的經驗主義。

整個來說，亞當斯密的經濟世界觀似乎大開倫理學、政治學、哲學一類可以進展到社會科學的可能。然而，美麗的初衷畢竟是被有心人給挪用。透過他對於經濟行為的描述，人們理解到，透過你所不知不識、甚至毫不相關的人們間競爭交換所產生的價值「正確」，對於自身行為產生了偌大的幫助與指引，這種幫助有時也會以世俗的財富方式顯現。但這個描述等不等同於：我們當視得自於競爭交換的市場價值衡量為最高標準？資本家與貴族對於抬高市場的言論如此見獵心喜，忘了看亞當斯密接下來要說的是：富人當盡量慈善，望似全然付出的慈善有時透過市場也會從相識相關的人們手中得到回饋，這種回饋有時也是以世俗的財富樣貌呈現。

唸出咒語本身並不可怕，不要忘了，兩向的陳述中的「有時」，上帝就在那裡，檢視著人們...但人類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過度操弄效用云云的辭彙，用看不件摸不著的「剩餘」把市場交換推向至高無上的價值準則頂峰的企圖，召來的是社會主義思潮的一時美好幻夢、與社會主義政治的幾世惡靈。

說實話，海耶克對於經濟理論本身毫無貢獻，或者說有貢獻但可惜好像已經失傳。這麼說的原因在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致命弱點在於時間，也就是時間過程中，人們形上的偏好、與形下的價值追求行為之改變情況無法做出一致性的統整。這種時間所賦予在人行為上的意義，翻譯成經濟理論語言叫做「資本」（這個「資本」與馬克斯的資本、世俗觀點上的資本、新舊凱因斯學派的資本其實是盡不相同的）。據聞海耶克對於資本的觀點前所未聞，有某種無法一般化的性質。個人猜測可能是某種被決定性，也就是並不以供需為均衡動力，而是某些侷限下全然被動性的調整。

那麼，他做了什麼？最貼切的景象就像是大法師中的梅林神父，費盡全力想從政治界中驅逐共產政治（我強調是「政治」，也就是共產的實行手段，共產思潮本身不見得有罪，或者說，不過是犯了與重商、資本主義一樣的罪）的惡靈。舉凡當時任何沾上共產思想方法的政治觀念、市場手段、政策措施；抑或是任何試圖求取共產與市場經濟的調和做法與言論，一概痛擊毫無轉圜。他的著作與其說是經濟文學，不如說是經濟學教授的政治文學。不要誤解，我沒有貶抑的意思，那種一夫當關、力戰而竭的蒼白，正是昂揚的人文精神與入世情懷。簡單說，竊以為奧國學派以米塞斯的關注領域為本宗。也就是對經濟行為的個人向內心理側寫。這種個人性的向內剖析本身有助於強化經濟理論的個體基礎。但向外的群體描述過度倚重某些約定俗成與推己及人，政治文學的味道擺脫不掉。

從這裡開始，某種本體論問題登場了。海耶克反對的其實是屬上帝那種全知的降靈、人工造作的分配方式。這種反對當然不絕對等同於認同政治層面上的自由主義、甚至是更狹義的民主制度或政府。奧國學派以降的自由主義與其說是奉行過去自由主義傳統，不如說是服膺自然主義的經濟學者。之所以有這種我所謂歷史層面上的自然主義傾向，在於交換與市場始於未明的遠古、起於牆邊街尾；但世俗觀點上的市場，必須以保障私產的民主政制為前提。然而，非得各人全然自由才有市場交換？非得民主政制才會保障私產？只要兩個答案可能為非，傳統自由主義與相信自然延遠秩序的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仍然得不厭其煩地補注是經濟學家的政治文學與制度傾向）之間永遠有無法縫合的裂隙。裡一層的涵意更為可觀，若是世俗上市場存在的事實本身不能反推全然自由選擇，市場必無法絕對保證是最高的價值衡量標準。再下去就不說，太麻煩了。可若是某些共產思潮奉行者挖出目前最古的史前社群遺跡然後考據出他們實行共產，接著對這些注重延遠秩序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大加踏伐嘲笑，便是最科學的幼稚了。

我很是憂心這種很科學的幼稚（好威權的用字），你引那個擇偶問題就很有這個味道，於是居然自己沒有任何耐性看完本文與其他評論。在弄不清楚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對人的養成影響的途徑與比重下，談這類的任何觀察研究不管過程多科學、統計多嚴謹，都是隔罐取藥（若非常理無法度之的特異功能便是眩目魔術）。自己無意介入學門間的相輕相重，但絕不會說什麼各個學門一樣重要、一樣有價值一類的渾話。人類行為相關學門要能夠科學化，倚靠的不是研究過程的科學嚴謹，而是要能夠將外顯行為動力化。找出驅動人表現出某些行為背後的動力動機，把動力動機間的互擾與關連進行場論化，才會得出類似於物理性質的行為學描述。若不走這個方法路線，必然地會走向某種歸納方法而變成泰半的倫理學抑或是全然的政治學。

不再堆名詞了，太多名詞讓人頭暈。拿類似於你引的研究的情境來做方法範例。讓足夠多的受測者在一堆足夠多的人當中選擇出各人偏好的對象，然後記錄每個被選出的人的量化客觀特徵（高矮胖瘦、容貌對稱），經過連串的統計與迴歸，然後聲稱我們找到人普遍的外觀偏好標準，這就稱得上是行為科學嗎？在我眼裡這是很標準的GIGO（垃圾進垃圾出）。但若方法改成：觀察受測者所選出的偏好對象，會在哪些客觀特徵出現多少量化改變時讓受測者琵琶別抱改選他人（如被選出者的其他數值不變，但身高增加或減少多少後，受測者會改選他人），稍稍嚴謹的，會做多因同時變動對於選擇結果的影響，然後找出各因子間的抵換關係。最後，再把這些造成選擇改變的因子變動量做比對找出是否存在某些一般性水準。這樣的研究我會有興趣稍稍看上兩眼。

分不出上面兩個做法表面上的研究方法與背後的方法論有何不同的，走學術不容易有大成的。簡單說，第一個普遍做法中含有主持試驗者對美的主觀詮釋，也就是在選擇劃分變數時等同對於美的決定因素做出隱命題，接著的資料處理過程上由於變成把各人選擇結果對號入座，主事者的主觀詮釋便徹頭徹尾地污染整個數據。簡單說，聲稱「美」的組成成份的必然自以為是上帝，多樣而不定、認知侷限的人類能夠找到的，至多不過是美的可能「邊界」所在與寬度（當然別把科學那種算式兩邊搬來搬去的那套拿進來，把實驗倒轉成定義「不美」的成份不會比較簡單，而且也同樣傲慢）。不要誤會，這個例子並不直接在回覆你的擇偶文章，那個研究有其他的問題在。而是為了解釋我一向批評的偽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到底在指些什麼。但也不要誤解，研究方法的問題與方法論上的問題是兩件事，只是一般歸納法研究中常常兩個毛病都有。

正是時候回到自由主義的論述。上面的範示正好顯示著經濟學上的（或者說分了新舊的）自由主義到底在想什麼，採取先驗態度、採取近無機化的類物理分析架構卻又相信某種惘惘的自然秩序，驗證方法就會出現某種特殊性。這種避免先驗法中的必然之錯的齊質假設、又不服從全然的經驗主義、也知道不能走上傳統自由主義與經驗主義及實用目的過度相合產生傲慢的政治性質，但卻相當科學地呈現人的知的局部性。

一眼望去，方法上的怪異性本身必透露背後的某種場論觀點，也就是各種因素以何種樣貌相互影響糾纏。舉個例子，有相當學者認為會計制度的發明是某個時期人類的最重大「發明」，這個發明「對」嗎？這麼易於理解的工整其錯的成份真是9999，因為假如簿記值正確，不會憑空掉下來一個投資學與財務工程。好了，會計加上投資財務學「對」了麼？錯的成份還是9999，因為假如這樣就對了，不會天上掉下來一個貨幣理論。到這裡總算「對」了吧，遺憾的很，若是如此不會憑空出現所謂的資本全球化。那麼總算接近對了吧？答案還是遺憾，若是正確，不會出現無形層面的各式各樣國際原則協定、有形的如WTO一類的國際組織。該「對」了吧？殘念，若這些終於離「對」不遠，不會出現一個沒有人知道怎麼解決的美國雙赤字。這個討論過大，不免某種神祕主義色彩。小一點的剛好就可以拿福山的觀點來作。眼見美國跨國企業日趨壯大，所以終有一日，企業會取代政府，這種言論雖非妖言但是惑眾。奧國學派以降這些自由主義者雖然寬容地接受某些自然秩序，卻有相當部份的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政府不是長久以來都存在的嗎？辯論上唯一的操作空間是歷史中的政府或大或小。可沒有被理解的，政府存在的原因到底為何？若說經濟學齊質假設的遂行實際上是對於窮人的一種起跑點的終極剝奪，那政府往往是救濟經濟學說錯誤在執行面上的手段，這種手段往往毫不效率但是至少有效，想想歷史上有多久的時間，政府一直是世俗富人階級的對手（雖然政府自己本身往往是另一群富人），但對抗至少保持某種階層流動。同樣的道理，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制度在美國大放異彩，這種成功並不來自於該制度本身具有優越性，泰半是因為那種人人有股份、人人會致富的印象與美國式的民主經驗相合而產生的雀躍，現今不正滿目瘡痍。股份制公司自始自終就不是一種完美制度、分析下來反而是種短視近利、投機性高的畸形制度，特別是金字塔型的股東結構本身傷害資訊流動，最後都只好透過外部的更高權力與更複雜嚴密的市場監理來防弊救濟。單從權力觀點，越大的跨國公司不正需要越大越複雜的外部高權來制衡，權力的相生相長是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反而是一手為惡、一手補救，越玩越大就越來越依賴全知與道德，偏偏兩者都是只聽說過，從來沒有人看見過。

一個跨國公司影響力或許可能大過一個小國的政府，可權力關係所在，該跨國公司所屬的政府權力永遠不亞於其企業（但分析中有一點不可不慎，權力高不能保證手上的資訊也充分便是）。這仍然是種本體論辯證，到底所謂的「大」是以何為本體？

民主若給人以哲學家皇帝烏托邦的景象，那麼這幅圖畫顯然寫生自希臘城邦，可希臘衰亡於詭辯。對於詭辯的恐懼，如何演變為西方一段時間裡，兩方爭執不下就引刀決鬥，讓上帝用生死來顯示其裁判（西方人並不笨，豈有不知道這可能是被肌肉與反射給決定了之理，但是總得讓一方閉嘴）。這種傳統如何經歷國家戰爭、宗教戰爭、種族戰爭甚至世界戰爭，流了幾百年的血之後才知道喊出口號、煽動民粹、鼓動國家榮光的代價慘重。美國曾經花費5、60年由政治、哲學、倫理、宗教各方菁英討論要把美國塑造成怎麼樣的國家，最後的選擇是打造一個修正版的古羅馬帝國，修正的部份是把改良式的基督教放進社會統治體系中。無從得知人民擁有槍枝是被夾帶還是本來就規劃在裡面，但這種提高民間風險的做法不正恰好封印住政客在國家內部切割族群鼓動民粹的企圖；或者說，切割族群鼓動民粹從來不困難，問題是有槍的民眾動起來任何事情都會發生，這種風險逼得政治人物得要講道理。試想，台灣若槍枝合法，那些台獨基本教義派會是何種樣貌？可能的答案是：若非如同日據時代那樣龜起來一副順民樣，便是早早在街頭被擊斃了，依台灣那種扭曲的腦袋，這些受害者家屬可能反而跑到鼓動民粹的政客家裡拉白布條。當然，這陳述自然是檢討選舉投票制度的外一章，只是拿個範例來談我口中的制度互擾。

原諒我不服從部落格的遊戲規則，把一堆文章一起回評。原因在我想提的是從以前交談就一直隱隱覺得有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要釐清，否則讀自由主義會讓你兩頭落空。先驗與歸納中間是沒有模糊地帶的，兩法要得到一致而同樣的理則正確與結論一致，必須在某種全知的統一場之下。過去大半歷史中，夾在中間是神學，近代發展的是抽掉因果與時間的渾沌方法、或者帶有過度引申風險的量子弧描述。新的自由主義論者特有的調和態度卻要符合先驗科學，若不是強而有力的政治態度來表現，便是隱諱的特殊研究方法。對這個部份不知，等於過門不入。而停留在歸納方法卻談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充其量就只是政治傾向，而無法進到方法論之中。』

焚書、坑儒？

"Don’t join the book burners. Don’t think you are going to conceal faults by concealing evidence that they ever existed."

-- Dwight D. Eisenhower, Dartmouth College Commencement, 1953.

Image by Apu Kapadia

別以為只有秦始皇焚書坑儒過，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也不惶多讓。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在50年代發起了瘋狂的反共產主義運動（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不但坑儒無數，也焚掉了許多共產思想書籍。

1953年，曾受到麥卡錫支持而當選美國總統的艾森豪（D. D. Eisenhower）（註一）在來到 Dartmouth 的演說中，首次公開表達了對麥卡錫這位焚書者的不滿，並正式拉開了雙方決裂的序幕，「焚書坑儒」式的麥卡錫主義運動也隨後在50年代末期結束。

註一、不少豐功偉業的艾森豪除了曾在 Dartmouth 留下著名演說抵抗焚書坑儒外，相當「有趣」的一段事蹟大概就是曾在1932年參與了對在美國華盛頓廣場抗議的老兵們的武裝流血鎮壓（相關與事者還包括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與巴頓將軍（George Patton）），這個小辮子最後成了李敖反美帝再三提起的故事。

註二、上面的照片不是焚書坑儒，是Dartmouth的營火晚會。

典型的東方病與斯德哥爾摩病徵

以下轉錄總是讓我陷入沉思的Arthur學長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一文以及對台灣社運的批判。

-- ＜典型的東方病與斯德哥爾摩病徵＞

-- By Arthur Chen

不知怎麼的，從第一篇（最下面）以降的，都覺得好像是偽科學（笑）。附帶回個觀點你提到 「科學發現世界，哲學詮釋世界，知識改變世界」自己淺見則是：
哲學詮釋科學，科學發明知識，知識改變哲學。「世界」呢？不過是腦子裡的知覺（或幻覺），這個集合名詞本身就是一種詮釋。

台灣的社運問題，雖然自己稱不上是專家，但只從兩點來立論。

第一是典型的東方病，就是不談手段、實務、步驟的虛無學術養成。
好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聽起來爽的東西通通想要，問題是怎麼為公？「公」指得是什麼？西方花了百年來形成哲學與架構，又再花百年來設計監督與制度，最後又花了百年來測試修改。非歐陸起源的新興民主多半是在早期的政治菁英主義下，直接抄引西方制度來套，於是問題百出，因為缺乏了如棋般的步步推敲，於是在根源上養成了某種"湊答案"的方法論問題（已經接受西方經驗是答案，然後再來本地環境裡倒推拼揍）。
問題是：就算是服從既定規則而行的棋局，有沒有辦法從結果的局勢去倒推每一步前手？再有經驗的棋手也是多半搖頭，硬套棋譜固然可以，但只從盤面結果倒推，是不能知道兩方在哪一步曾經犯了錯誤。而現實豈有固定路數？在發散的混亂下怎麼可能用封閉系統的邏輯理則倒推每步？

第二是顯著的斯德哥爾摩病徵。
對於錯誤為惡的宰制權力，既不積極地抵抗、也不消極地不合作，反而自找理由說服自己緊抱大腿產生認同，似乎認同惡，自身的痛苦就消失了，典型的遊離症狀......
無藥可救。

邁向獨裁之路

-- 自由主義如何否定獨裁制？

就歷史角度而言，自由主義的思想起源於歐洲反君主封建時期。在個人經濟、思想、和政治自由都層層受到箝制的君主封建氣氛下，不難理解自由主義思想是不會相容於單一威權和階級式的君主封建制度、亦或是後期具有同樣威權性質的獨裁制。

就經濟角度來說，（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集權（極權）式的計畫型經濟政府或獨裁式政府有著根本上的缺陷，亦即再怎麼全知全能的領導者都不可能立即且全面的掌控龐大的市場資訊，因此在這樣集權（極權）式的操縱或調控下，市場並不會比「完全放任市場中的個人來自由決定供需與價格」來的有效率。就這個意義來看，（古典）自由主義者是完全反對任何形式的集權（極權）和市場干預的。

另外，就政治層面來說，前文曾提到古典自由主義學者認為政治自由乃是用來確保經濟自由的手段（或者後期其他自由主義流派不再視政治自由為手段，而把政治自由視為和經濟自由一樣重要的目標），而獨裁極權制度扼殺了個人的政治自由，因此不見容於自由主義。

Hayek在他1944年的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提到，獨裁政治的起因乃是來自於人民對中央集權式計畫型經濟失敗後的絕望，轉而誤以為支持更強大的獨裁力量便能有機會改善，殊不知這樣的選擇正是一步步踏上一條擁護獨裁而失去自由的奴役之路。

對民主亂象產生絕望而轉向支持獨裁，恐怕也一樣會是一條邁向奴役之路。極權與獨裁，無庸置疑的可以消滅民主亂象，但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追求這樣一種Hayek眼裡的「奴役之路的盡頭」與Popper口中的「開放社會的敵人」以期望消滅民主亂象，不過是飲鴆止渴罷了。

-- 以此文回應（感謝）Yoshi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一文的評論

演化謬論

今天的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一篇有關演化的報導。文章中指出未來的人類將會演化出兩類截然不同的人群。其中一群較為高、瘦、美（對稱）、聰明、富創造力；另外一群則持相反特徵。

簡言之，這位英國演化學家（Oliver Curry；倫敦政經學院、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指出，由於生物在擇偶時，普遍而言會有「偏好選擇與自身具有相似特徵對象」的傾向。根據這個演化生物學上的假設，Oliver Curry認為，富人、知識份子、和上流社會階級因為大多數具有「高、瘦、對稱、聰明、富創造力」等特徵，因此，這些人在擇偶時，會傾向於選擇具有相同特徵的配偶。久而久之，這個傾向將會提供演化的驅力，使得具有這些特徵的人自成一群，而具有相反特徵者則會另成一群。

以下為對此謬論的駁斥：

一、首先，生物具有「偏好選擇與自身具有相似特徵對象的擇偶傾向」仍然只是個假設而已，利用這樣一個尚不知正確與否的假設來做推論恐怕不具信服力。

二、即使預設上述假設為真，這些Curry所定義的「上層階級」在人口中屬於相對少數，有鑒於這些「上層階級」的生育率日益下降，究竟這一群人能夠提供多大的演化驅力著實令人懷疑。

三、即使前兩項反駁不計，這些特徵能透過遺傳而傳遞的成功率有多高？或許身材和遺傳有關，但聰明和創造力呢？

四、Curry口中的五組上層階級特徵（高、瘦、對稱、聰明、富創造力）並不具有必然的相關性。換言之，高的不見得瘦，瘦的不見得對稱，對稱的不見得聰明，聰明的不見得有創造力。因此 ，即使前述三項反駁都不計，即使千年後真的演化出所謂的「上層人種」，該階層中也會充滿歧異性。換句話說，該階層中可能會有僅「富創造力」但不高不瘦不對稱也不聰明的。這樣充滿歧異性的「上層階級」還能稱之為上層嗎？這樣的「階層」還能稱之為存在嗎？

五、即使前四項反駁都不計，社會階級不斷流動，不具這五項特徵「下層階級」隨時可以有機會在獲得金錢與權力後晉身「假性上層社會」（亦即不具有該五項特徵，但卻擁有相對較大的機會可以對具有這五項特徵的人進行性支配）。舉例來說，不具這五特徵的獨裁者和土財主要娶（嫁）具有這五特徵的女（男）性很容易。

六、有人可能會說，既然第五項中的「權力」和「金錢」這麼重要，那就不如把這兩組特徵也加進前五組特徵吧。如果要這麼做的話，那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口才好」、「強壯」、「有才華」、「性感」、「壞」……，但這樣無限增加下去，不正好突顯出Curry理論的荒謬嗎？

七、即使前六項反駁都不計，那麼還有「偷情」一途。這一項我想就不用贅言了。如果有人要說，大好偷情機會在眼前這些「上層階級的人」可能會理性慎重考慮對方的階級和多項特徵，再決定要不要偷情，那我想這些「拒絕偷情」的人恐怕會處於演化上的劣勢而早該在演化早期就被淘汰了。

結語是，以上的評論似乎有點小題大作了。不過對於這類偽科學式、思想不嚴謹、譁眾取寵、危言聳聽、暗藏社會達爾文思想的荒謬理論，不大加撻伐實不為快。

註：Oliver Curry: ” The mating preferences of the rich, highly educated and well-nourished could ultimately drive their separation into a genetically distinct group that no longer interbreeds with less fortunate human beings. Privileged humans might ove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evolve into a “gracile” subspecies, tall, thin, symmetrical, intelligent and creative. The rest would be shorter and stockier, with asymmetric features and lower intelligence.”

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民主體制

美國的（或者所有的）自由主義思想根源來自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John Lock）在＜論政府＞（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中所主張的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儘管洛克同意政府的形式存在，但就我所知，洛克並沒有明確的為民主體制辯護。

在後續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眼中，民主向來只是追求和維護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獎；Wittgenstein的表弟；Karl Popper的摯友）來說，民主體制只是用來達成與維護個人政治自由的手段之一，而政治自由則是用來確保經濟自由的手段。

奧地利經濟學派另一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的老師）也同樣認為，自由的一切根基來自於個人的經濟自由，其他的一切均為達成此一目的的手段。對某些自由主義學派而言，政府與民主不過是「必要之惡」，民主其實與多數暴力、集體式的專制所去不遠，更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甚至認為即使無政府亦不為過。

因此，全力追求民主從來不會是這些自由主義者所要強調落實的目標，只有自由本身才是。相當然爾，自由主義者也不會同意如Yoshi文末戲謔提起（還是你是認真的？）的獨裁和寡頭專制，即使是請柏拉圖（Plato）來當哲學家皇帝也是一樣。

秉持洛克的自由主義理念而對英國發起獨立戰爭的美國在獨立後一直延續著自由主義傳統，於波折中在二十世紀中葉來到巔峰，但這個時期的多元自由主義文化使得自由主義者多半秉持道德相對主義，認為道德原則不是普世不變的準則而可以是多元自由的（或是根據文化情景而變動的）。同時，自由主義對無神論、多元文化和相對價值的包容（或相容），夾雜著同樣主張多元自由的後現代主義對單一理性傳統價值和權威詮釋的解構，導致了保守主義的全面反撲。

保守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造成了社會失序與道德淪喪，同時高舉著回覆新教傳統的衛道大旗，在雷根（Ronald Reagan）的保守政策下美國全面轉趨保守。在二戰後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加持之下，「民主體制」搖身一變成了美國價值體系中的首要推廣「目標」，而「武力」則戲劇性的成了維護和推廣民主的手段。

布希（George W. Bush）的共和黨政府在連續兩場倉卒發起的中東戰爭中身陷泥沼，意識形態矇蔽國家利益的外交國防政策、窮兵黷武式的揮霍國庫、擁宗教、反科學、以及近期的共和黨議員醜聞，終於使得民主黨自由派逐漸復甦，有興趣的人不妨留意眼前的期中選舉與兩年後的總統選舉結果，看看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傳統是否有機會成功復興。

---------------------------------------（後記）----------------------------------

感謝Yoshi在法蘭西斯福山與新保守主義一文的評論中提出了有趣的觀點，他認為有意義的革命或社運，一定有許多關鍵的中介社運知識份子參與，而台灣社會似乎缺乏這種能夠居中於理論與社運間的中介斡旋人才，他也對這個現象提出了獨特的詮釋。

對於台灣社會是否是真的「缺乏這樣的人才」，還是這樣的人才其實並不缺乏、但卻因為台灣的社會運動缺乏理論和原則性思想訴求而使這些人「不願意在社運中出現」，或者其實這些人已經出現在社會運動中了（但卻因為這些社會運動根本缺乏深層訴求而使這些人的參與徒成無米之炊），真正的實際狀況我並不清楚，不過這似乎是個不難回答的經驗命題，希望了解台灣社運的人能多做補充。

Yoshi同時也質疑實踐民主的可能性。由於最近剛好對美國的民主、以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間的興衰抗衡史很有興趣，上文便是對此議題的觀察和整理，用來離題式地回應Yoshi岔了題的評論。 : )

理論過度延伸

“Only daring speculation can lead us further, and not accumulation of facts.”

-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認為科學演進的關鍵不在於事實的累積，而在於過人的臆測與洞見。正確的臆測與洞見對科學與社會當然是好事，但無奈多數的新興理論多半是錯誤或不完整的，若太輕易的接受了這些草率的臆測與失敗的洞見，則會導致「理論過度延伸」（theory over-generalization）而對社會造成負面衝擊。

理論過度延伸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舉例來說，John Money （1921-2006）是最近剛過世的知名且富爭議性的美國心理學家與性別學家，Money從他對雙性兒童（intersextual children；出生時具有雙性器官）的研究結果論斷道：雙性兒童的性別心理（性別認同）在剛出生時是處於中性的未分化狀態。

換言之，他認為雙性兒童的性別心理或性別認同（認為自己是男性或女性）並不受到出生時的生理狀態影響，而可以在手術決定性別後，透過後天的環境塑造來改變。

1955年，Money將他的理論延伸，主張上述結論不但在雙性兒童的例子上成立，在正常兒童身上亦然。換句話說，他認為人類（不僅只於雙性兒童那些特例）的性別心理或性別認同不是由基因或生理狀態所決定，而是在成長的過程中由社會經驗塑造而成。

在半世紀後的今天，許多證據並不支持Money的理論且顯示出這個理論已然被過度延伸。無奈的是，這個理論已對學界和社會造成巨大衝擊。在1955年這個過度延伸的理論出版後的二十年間，已有超過一萬五千名的兒童進行了性別決定手術。許多接受了手術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出現了心理性別和生理性別的嚴重衝突。

「理論過度延伸」在其他領域同樣惡名昭彰。1969年，傳統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創始者Marvin Minsky 和 Seymour Papert以數學形式證明單層神經網路有著計算功能上的缺陷。他們據此而延伸他們的理論，論斷神經網路毫無可行性。這個推論最後被證明是錯誤的，研究顯示多層的複雜神經網路並不存在上述的計算功能缺陷。但為時已晚的是這個過度延伸的理論已經扼制並延宕了神經網路研究達二十年。

同樣的，1950年代盛行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主張人類的主觀心靈狀態（如意識現象）無法被客觀觀察，而應該被排除於科學研究的範疇之外。這個學派的主張導致了「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名詞長期成為認知科學與心理學研究的黑五類，造成了對主觀意識現象的研究遲緩了數十年之久。

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修模（David Hume）在兩百五十年前就慎重的質疑過因果歸納（induction）與外推法則（extrapolation）。「理論過度延伸」的惡名有過之而無不及於這些受到質疑的邏輯思考方法，「草率的理論過度延伸」現象應該受到學界的重視才能避免付出龐大的社會代價。

與完型心理學大師錯身而過

結構心理學派（Structuralism）是十九世紀末期心理學的主要流派。作為一門急切想掙脫「不科學」惡名的新興學門，早期的心理學家在受到俄國化學家門德列夫（Mendeleyev）震驚科學界的元素週期表啟發之下，主張人類的知覺（perception）是由許多的基礎心理元素（mental element）所構成，一如物質可以被分解成化學元素。

和結構心理學派立場相近的哲學家包括羅素（Bertran Russel）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於嘗試把心靈狀態化約成基礎心理元素。

結構心理學派在二十世紀初期逐漸遭到質疑，主要的挑戰者來自三位德國籍心理學家：Wertheimer，Koffka和Koehler。被稱為完型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創始人的Wertheimer在凝視駛離維也納的火車窗外風景後，突然領悟到「動態知覺」並不存在於客觀世界，而只是人類視覺系統對外在世界的詮釋。舉現代的例子來說：電影雖然是由許多靜止的畫面圖像所構成，但在快速連續撥放之下，看電影的人便會感受到動態的視覺效果。

換言之，完型心理學家認為人類視覺系統在兩張靜止的圖像之間加入了動態知覺，因此，他們主張心理知覺大於（或不等於）基礎心理元素的總合：”The whole percept is different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正當完型心理學在德國聲勢如日中天之時，卻不幸與納粹狹路相逢。身為猶太裔的Wertheimer和半猶太裔的Koffka在希特勒政權下被迫流離前往美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血統的Koehler雖然沒有被迫驅離，但他卻在勇敢的抵抗納粹後選擇離開德國。他在課堂上公然對學生表達知識份子應該勇於堅持立場與理想並抵抗威權，並在1933年四月在柏林報紙上發表文章批判納粹惡行。1935年，心灰意冷的Koehler選擇移居美國。

同一時期大批猶太裔知識精英投奔美國，直接與間接的促使美國在二戰後文化政經科技水平扶搖直上。Koffka先後任教於康乃爾、Univ. of Wisconsin、Smith College；Wertheimer前往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至於Koehler，他輾轉來到了Dartmouth College，最後於1967年在我住的新英格蘭小鎮Enfield辭世。

法蘭西斯福山與新保守主義

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上週到Dartmouth 演講。被認為偏向新保守主義（new-conservatism）立場的福山活躍於美國政界和學界，他任教於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並以首位專精中東事務的學者身分成為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小組的固定成員、隨後擔任該小組歐洲政治與軍事事務副主席。同時於01-05年出任布希政府的生物倫理顧問團成員。

福山的成名作品為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終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在書中論斷人類政治經濟的最終形式將會是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儘管他在書中的論證飽受批判，但他所鼓吹的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反極左社會主義）已然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兩個重要價值信仰。

福山在他的新書＜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與演講中提到，新保守主義起源於二次大戰前後紐約（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猶太與愛爾蘭移民後裔。這批原本推崇托洛斯基（Trotskyites）的左派知識精英，在對史達林（Joseph V. Stalin）政權失望後，立場由左轉右趨於保守，並揚棄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同時強調維護國家利益與民主體制。

冷戰結束後，蘇聯政權的一夕崩壞更加強了新保守主義者的一貫想法：不民主的政權向來都是處於「超臨界的穩定狀態」，只要稍微加以外力便會崩毀。因此，當這些他們所信奉價值信仰遭受挑戰與威脅時，新保守主義者願意動員一切力量來捍衛與推廣這些信念，包括以武力移植民主。

2006年二月，向來被視為和新保守主義同一陣線的福山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抨擊布希主義、並和新保守主義劃清界線。他認為新保守主義已質變並同流於單邊主義與霸權主義，同時他也質疑這些激進派新保守主義者的手段是否正當。他在演講中重申他仍然深信民主體制與自由市場機制會是人類政治經濟的最終模式，但布希政府在推廣這些價值時所採用的激進新保守立場與單邊霸權手段不但缺乏正當性，效果更是令人質疑。

演講結束後有位學生問到，新保守主義者如何在國際間積極拓展民主和自由經濟的過程中避開阻擾與困難？福山笑答：”Whatever you do, don’t start a war.”。

發現 詮釋 改變世界 (留言區)

最近比較忙，寫文回文的速度整個石化。沒時間寫正經文，就把這個網誌的第一篇文章拿來當做留言版的祭文好了。以後大家要留言胡鄒之類的，就放在這篇的下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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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 Karl Marx（1818-83）

馬克思（Karl Marx）認為哲學家們徒為世界提供了多樣的詮釋，但卻忽略了關鍵在於能否改變世界。在1883年馬克思死後的百年之內，馬克思主義以政經改革和社會運動的形式席捲全球，短短數十年間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及其政權皆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其衝擊的規模和速度非但空前，而且絕後，遠遠超越了人類文明史上任何一次的意識形態擴張。包括全盛時期的中亞伊斯蘭、西歐基督文明、與東亞佛教等宗教的擴張速度都難望其項背。

有趣的是，馬克思年輕時的信條正是 "The foundation of all criticism is the criticism of religion"，如果馬克思親眼見証到以他為名的知識力量超越他所憎惡的宗教力量，或許在大英博物館中默默渡過大半輩子的他會倍感欣慰。

身為哲學家的馬克思不滿足於躺椅中的哲思，期望以知識和行動改變世界。而我身為科學工作者，則希望能前進知識與世界的邊境，探索並提供世界的新面貌讓哲學家和人類得以重新詮釋並進而改變世界。

科學、哲學與社會運動一如十五世紀的航海家、製圖家與西班牙皇權。航海家發現新世界，製圖家則從航海家獲得新大陸的資訊後詮釋並繪製世界的輪廓，皇權進而前進並改變新世界。在探索世界、知識和真理的途徑上，三者合作並進、缺一不可。

科學發現世界，哲學詮釋世界，知識改變世界。希望這裡能提供一個空間讓大家一起發現、理解、詮釋、批判、並以知識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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