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或者所有的）自由主義思想根源來自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John Lock）在＜論政府＞（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中所主張的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儘管洛克同意政府的形式存在，但就我所知，洛克並沒有明確的為民主體制辯護。
在後續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眼中，民主向來只是追求和維護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獎；Wittgenstein的表弟；Karl Popper的摯友）來說，民主體制只是用來達成與維護個人政治自由的手段之一，而政治自由則是用來確保經濟自由的手段。
奧地利經濟學派另一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的老師）也同樣認為，自由的一切根基來自於個人的經濟自由，其他的一切均為達成此一目的的手段。對某些自由主義學派而言，政府與民主不過是「必要之惡」，民主其實與多數暴力、集體式的專制所去不遠，更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甚至認為即使無政府亦不為過。
因此，全力追求民主從來不會是這些自由主義者所要強調落實的目標，只有自由本身才是。相當然爾，自由主義者也不會同意如Yoshi文末戲謔提起（還是你是認真的？）的獨裁和寡頭專制，即使是請柏拉圖（Plato）來當哲學家皇帝也是一樣。
秉持洛克的自由主義理念而對英國發起獨立戰爭的美國在獨立後一直延續著自由主義傳統，於波折中在二十世紀中葉來到巔峰，但這個時期的多元自由主義文化使得自由主義者多半秉持道德相對主義，認為道德原則不是普世不變的準則而可以是多元自由的（或是根據文化情景而變動的）。同時，自由主義對無神論、多元文化和相對價值的包容（或相容），夾雜著同樣主張多元自由的後現代主義對單一理性傳統價值和權威詮釋的解構，導致了保守主義的全面反撲。
保守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造成了社會失序與道德淪喪，同時高舉著回覆新教傳統的衛道大旗，在雷根（Ronald Reagan）的保守政策下美國全面轉趨保守。在二戰後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加持之下，「民主體制」搖身一變成了美國價值體系中的首要推廣「目標」，而「武力」則戲劇性的成了維護和推廣民主的手段。
布希（George W. Bush）的共和黨政府在連續兩場倉卒發起的中東戰爭中身陷泥沼，意識形態矇蔽國家利益的外交國防政策、窮兵黷武式的揮霍國庫、擁宗教、反科學、以及近期的共和黨議員醜聞，終於使得民主黨自由派逐漸復甦，有興趣的人不妨留意眼前的期中選舉與兩年後的總統選舉結果，看看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傳統是否有機會成功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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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Yoshi在法蘭西斯福山與新保守主義一文的評論中提出了有趣的觀點，他認為有意義的革命或社運，一定有許多關鍵的中介社運知識份子參與，而台灣社會似乎缺乏這種能夠居中於理論與社運間的中介斡旋人才，他也對這個現象提出了獨特的詮釋。
對於台灣社會是否是真的「缺乏這樣的人才」，還是這樣的人才其實並不缺乏、但卻因為台灣的社會運動缺乏理論和原則性思想訴求而使這些人「不願意在社運中出現」，或者其實這些人已經出現在社會運動中了（但卻因為這些社會運動根本缺乏深層訴求而使這些人的參與徒成無米之炊），真正的實際狀況我並不清楚，不過這似乎是個不難回答的經驗命題，希望了解台灣社運的人能多做補充。
Yoshi同時也質疑實踐民主的可能性。由於最近剛好對美國的民主、以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間的興衰抗衡史很有興趣，上文便是對此議題的觀察和整理，用來離題式地回應Yoshi岔了題的評論。 : )
2 comments:
這樣看來，在近代西方，普遍的看法是政府體制的形式是一回事，個人應該享有怎樣的基本人權（比方說自由），則又是另一回事。而更進一步，在個人人權與政府形式之間，從思考優先順序上來看，呈現了前者較基本而後者只是工具的思維。
若循著這樣的路徑，個人自由與獨裁寡頭制之間，或許不存在必然的衝突與矛盾。也就是說，要論證獨裁寡頭（作為一種政府形式）必然導致個人自由受限，還需要一些其他的元素。我不清楚早期或當代的自由主義者是如何論證否定獨裁寡頭制，若你有所知還請不吝賜教。
我自己的想法並非天真地渴望如上帝般全之全能全善的哲學家皇帝降臨。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我只是對當前民主這必要之惡感到無比厭煩。或許就像是很多思想家身處獨裁寡頭之惡的思想先驅萌生民主這念頭類似，身處民主之惡的環境，使我覺得有重新思考寡頭獨裁制（或其他）的必要。
尤其是在東方（泛中華）的文化脈絡下。在東方的文脈絡下的所謂獨裁寡頭制。
先不論是否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蘊含了對寡頭獨裁的否定。我先問：到底我們是生長自一個普遍信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地方，還是其他？我們的文化，用那樣的標籤描述，適當嗎？隱約中，我覺得並不適當。當我們在受到西方「自由」這概念洗禮之初，我們對這概念真的分享一樣的內容嗎？我覺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可以想像西方人聽到自由這個字時，腦中浮現的、聯想到的圖像，與我們不同。甚至對於什麼叫人，什麼叫個人（以及群體），也一樣不同。
我還沒有能力說的更清楚，但我到倫敦不過兩個月，我清楚地意識到（即便還無法清楚地描述）他們的整個思維結構與我（們）的差異。如果說連這些基本概念的內涵我們都不一樣，試問：到底我們追求的自由，或民主或其他，到底是「什麼」？
不要翻譯從西方來的經典文句。用我們的話語說，自然地流暢地，直覺地說。我們說得出來嗎？
糟糕的地方也在此。我似乎看到了、感覺到了本體論上的根本差異，但卻無法清楚描述出來。我唯一比較能夠想到的建設性想法是，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道德哲學以及延伸的政治哲學。
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符合我們（社會）生活方式、習慣的新（倫理）哲學系統。甚至，新的自然哲學系統，如果說自然哲學的本體論多少影響倫理哲學的內涵的話。
或許這系統裡也有所謂的自由、個人以及人，但在內涵上是與西方不逕相同的。
要不，就是全盤西化。事實上我覺得這也是可行的，只是在實踐的時候得抵抗某些民族或國族意識。但無論如何，只借了顆頭來，但身體沒借來肯定會出現協調問題（我是極端的外在論者，大腦不夠的啦：P）。
大致如此，解釋一下我之前提到寡頭獨裁到底是想講什麼。我想講的只是一種還處在非常模糊階段的可能性而已，而動機不外乎來自我實在覺得台灣的民主（或自由或其他）長的很怪，根本就只有皮貌像西方，但骨子裡是另一種還沒被命名的東西。
最後在囉唆補充一句：中華人一直都處在某種集權或權威的形式底下。從來都是，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影子。而這，或許根本地影響了我們對人、對個人的認知。西方有神，角色很重要，很深刻，深入各個角落。但我們的神其實扮演的角色很實際。而或許這也是我直覺會把獨裁寡頭制再挖出來的一個可能動機之一吧。
To Yoshi，我把自由主義否定獨裁的部分寫成一篇新文章了。至於東西方的差異，我也有些看法，有機會再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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